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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解析:智利力争头名 日本防线薄弱

周一,2004美洲杯,智利对乌拉圭,2019-06-2507:00。作为2015年和2016年美洲杯冠军,智利自然非常重视这项赛事,因为如果他们赢得了冠军,该队将能够连续三次完成冠军霸权、美洲杯、桑切斯、瓦尔加斯、比达尔和其他主要球员K。现在。在第一场比赛中,智利以4-0击败日本,在第二轮中以2-1击败厄瓜多尔,进攻方依然锐利。尤其是桑切斯,这个赛季在俱乐部感到沮丧,他在国家队爆发出所有的精力,在连续两轮小组赛中得分。

对乌拉圭来说,只要一分,智利就可以锁定球队的榜首,而乌拉圭也是一个星团。苏亚雷斯和卡瓦尼在前面是今天足球的最佳射手。在中场和内场,乌拉圭也很强大。贝西诺、托雷拉、本坦库尔、戈丁等都在欧洲。进球效率高,球队的攻防两端很平衡,而老将塔瓦雷斯执教球队多年,为球队创造了一个非常多元化的战术体系,队员们也很默契,这届美洲杯,乌拉圭的第一场比赛将以4:0横扫厄瓜多尔,开局不错,但第二轮对阵亚洲队日本队。乌拉圭的比赛比对手稍微轻一些。

防御线被对手占领了两次。尤其是老戈丁,当面对快速敏捷的射手时,他仍然有一些困难。这场比赛的对手是智利队的前锋,主要是动作敏捷的球员。虽然中场和内场的球员都很高,但他们不够灵活。巴拉圭仍然面临着某种考验。厄瓜多尔对日本2019-06-2507:00周一在前两场小组赛中,厄瓜多尔先后输给乌拉圭和智利,两场比赛输了6球,防守充满漏洞。但是,A组和B组的第三名已经确定。巴拉圭,B组的第三名,只有三分,所以厄瓜多尔可以赢得比赛,如果它赢了。

所以厄瓜多尔的这场比赛的意图仍然很充分,而日本则被邀请参加美洲杯。在球队的名单中,只有少数正式球员,如冈崎新史和柴秋月。其他队员都是新来的年轻人。23名队员中的16名是国家队第一次入选的。日本队的目的是第一次赢得美洲杯。很明显,明年夏天的地方奥运会有一个训练队。缺乏竞争经验也是这支球队最大的看板。尤其是一些球员甚至没有经历过职业联赛比赛。第一场比赛被智利以0:4击败。日本的防御漏洞很多。第二轮面对乌拉圭,尽管日本队依赖乌拉圭。

凭借快速的反击和微妙的合作,他们两次领先,但被乌拉圭平分秋色。在现场,虽然日本的足技和团队合作不亚于美国的几支球队,但他们的身体对抗能力不足,这一点仍在法庭上曝光。这场比赛面临着外界条件。好的厄瓜多尔,无论是中场和后场都能抵挡住对手的冲击,是日本在这场战斗中取胜的关键。(熊超)快乐彩票购买,合理投注,中国体育彩票提醒球迷和彩票买家:请注意控制彩票购买量。(编辑:袁琳)中国体育彩票温馨提示:购物彩票适度,请合理下注!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不得购买彩票和现金奖品!_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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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选培办召开国防生教育整顿动员大会

2010年3月16日下午晚,驻长安大学武警选拔训练办公室在校内学术报告厅和学术讲座厅召开了国防学生教育与整风动员会。渭水校区真厅。403名国防学生参加了会议。选举训练办公室主任史卓辉向国防学生传达了武警部队指挥部和指挥部“治三松”、“严惩安全”教育动员部署会议精神。宣读了《长安大学武警国防学生“管三松、严纪律、安全”教育整改活动实施方案》。教育整顿从3月16日开始,到3月21日结束,主要是在晚上。关键治理:思维松弛。

主要解决的问题有:缺乏艰辛感、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学习缺乏紧迫感、对培训思想重视不够、态度不到位、对错界限不清、集体观念薄弱、纪律性差等。系统处于松弛状态。主要解决规章制度意识不强、日常生活制度执行不严、学习生活秩序不规范、不按层次请假、个人外貌不规范、家庭卫生不好、不服从管理等问题。耳鼻喉科,骨干作用不明。款式宽松。主要解决礼仪不文明、言语不文明、精神贫乏、酗酒、赌博、访问不良网站、学习婚姻处理不当、佩戴首饰、乱消费、骨干模范作用不明显、自我要求不严等问题。

缺乏纪律性。主要解决的问题有:秩序意识差、秩序不到位、约束不住;好人思想严肃,发现问题调查不充分,解决问题不准确;责任心和奉献心不强,事半功倍,工作失败等。重新及时要求报告。对照做好“五查”:一是检查干部在履行职责中的作用,举一反三,调整不称职干部;二是检查内部关系,检查学生之间是否存在误解和抱怨,检查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干部与学生和谐相处;三是检查是否有外出饮酒、赌博等不良行为;四是检查不虚伪、自私外出,不按时起床不参加点名,不快点集合,上课睡觉,比赛。

游戏,编造各种理由和借口缺席培训,内部事务质量差,不服从模拟中队的管理。第五,检查不良信息的传播、浏览不良网站等问题。最后,史主任动员教育。首先,国防学生要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识“三歌”的危害性和教育整改的重大意义。二是严格组织学习、教育、讨论,确保人员、时间、内容、效果“四个落实”。第三,要自觉行动,敢于暴露缺点和丑陋,发现问题。第四,针对国防学生思想松弛、制度松弛、作风松散、纪律松懈等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纠正措施。

史主任作了动员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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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百所名高职”摄制组走进我院 完成专题片采访与拍摄工作

为了大力宣传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的发展成果和高等职业教育系统的先进经验和典型案例,教育部新闻办公室安排制作了一台大型电视台。美术片《百所著名高等职业院校》。2010年12月27日至31日,“百所名校”制作组在我院进行了5天的采访和拍摄。在拍摄座谈会上,林若森副院长、党委宣传部、教育实践与培训管理部、继续教育中心、机电工程部、电子电气工程部、O部汽车与环境工程系、经济管理系、信息工程系、学院领导和射击队近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

讨论了电影摄制组的工作成果,展示了我院教育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从一个生动的案例到另一个生动的案例的亮点。在党委宣传部的安排和协调下,在有关部门和部门的全力配合下,电影制作队深入到信息工程部、经济管理部的培训基地。年我院电子电气工程系、机电工程系、汽车环保工程系、校企合作企业、广西柳工机械有限公司、柳州福州有限公司。在桂林复达集团有限公司和研究生就业单位进行了重点专业建设、课程改革与建设、校企合作、社会服务、毕业生就业情况和用人单位反馈、现场访谈。

电子与电气工程系优秀毕业生林聪、信息工程系优秀毕业生陆忠礼也从深圳和无锡返回学院采访生产团队。在此期间,学院朱伟才书记、张翔副院长会见了生产队,向生产队介绍了学院成为全国示范大学前后的变化、取得的成就和学院的发展思路。未来的通用电气,以及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的成果。我们的电视老师和学生陪同采访和拍摄,不仅帮助制作团队开展工作,而且为实习和学习提供了额外的机会。大型电视专题片《百所著名高等职业院校》是教育部推出的一系列专题片,反映了国家级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的发展过程、特点和成果。

生产工作将进一步宣传我院在办学理念、教育教学改革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向全社会展示我院作为国家示范职业学院的风貌。故事片制作、剪辑完成后,将在中国教育电视台首映。(文/朱汝群图/朱敬民)现场采访党委书记朱伟才,采访副院长张翔,采访系主任,采访教师,采访学生代表,深入采访广西柳工机械有限公司,采访W与桂林复达集团有限公司深入访谈,台湾师生陪同访谈和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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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天津商会改选纠纷与地方政府应对之策

  在近代中国,天津商会曾是全国有影响的大商会之一。但其发展历程,按天津商会自身的说法,却是“最初颇盛,商民重视,团体坚固。嗣后散漫……由盛而衰,由衰而疲。”1931年2月,如同全国大多数商会一样,天津商会历经周折终于选举产生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新一届职员。张仲元当选为主席,王文典、杨文翰等4人当选为常务委员,另有lO位执行委员,7位监察委员以及候补执监委员共1人。按照国民政府时期新《商会法》以及《天津市商会章程》的规定,主席及常务委员任期为二年,如再被当选可连任一次;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任期为四年,但每二年必须改选半数,不得连任。根据这一规定,每隔两年商会职员就必须进行一次改选。 
  但是,两年之后的天津商会却并未如期进行改选,而且逾期至1934年仍未举行。5月17日《益世报》登载的一篇报道称天津市党部曾敦令商会尽快进行改选,“并有至期不为改选,于法即不能行使职权等语。”在党政当局的催促下,天津商会于6月初议定由王文典、卞白眉、孙俊卿等1余人成立筹备改选委员会,专门负责改选各项事宜。4日,筹备改选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并议决凡旧会员拖欠会费者,限一月内交齐,“以便改选时出席与选”;新人会员须尽速报告资本总额,以规定会费,发给证书,“取得会员资格,以便参加选举”。 
  进展至此,似乎天津商会的改选不日即可举行。但7月1日天津市53业同业公会却联名电呈实业部,严控市商会“延不改选,内部职员涣散失职,延误公,津市商业,痛苦日深”,强烈请求“令饬该商会职员,即日停止本职,另由各业公会改选负责职员,组织健全市商会,而解商痛。”不仅天津《益世报》详细报道了这则消息,并全文刊登同业公会呈实业部之电文,而且7月3日天津《大公报》在“本市新闻”版头条也以《市商会纠纷陡起》为题,报道53家同业公会呈控商会违法不照章改选。可见,报刊舆论对同业公会向商会发难的这一非常举动十分关注。 
  一、天津商会改选纠纷之由来 
  自清末开始,即有上海、苏州等地的一部分商会在章程中制定了总、协理和会董投票选举及换届改选的相关规定,并且付诸实施,此举在当时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另有些商会在清末虽仍坚持实行“公推”的方式,并未进行“票举”,但到民初北京政府农商部颁行的《商会法》,严格规定商会正副会长和会董均必须以投票选举的方式产生,“以二年为一任期”。按此规定,全国各地商会均统一实行了“票举”以及二年进行改选的制度。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商会法》同样也有相似条文,只是具体内容稍有差别。 
  天津商会在清末民初曾一直反对“票举”,坚持实行“公推”方式,只是在《商会法》颁布后才被迫开始实行“票举”制。但随后其选举和换届改选却一直受各种因素影响难以顺利开展,种种选举纠纷在天津商会发展史上几乎都曾发生,这种情况在全国也并不多见。1934年,天津商会因改选再次发生的这场纠纷与前此略有不同的是,此次纠纷事件的公开发难者是天津商会所属5余个同业公会,从表面上看纠纷发生的缘由是天津商会逾期未依法进行改选,实际上反映了多年以来各同业公会对天津商会的强烈不满,因而称得上是作为商会基层组织的同业公会,对商会权威的一次挑战。类似纠纷在当时虽并不具有普遍性,但却体现了近代中国商会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多重复杂面相,值得进行深入考察和分析。 
  早在民初,天津商会也曾因逾期未改选而受到商董批评,但却并没有导致纠纷。1912年天津商会因王贤宾出任总理之事与工商部发生争执,直至当年1月才另推叶登榜、卞荫昌出任总、协理,按当时会章规定仍应于当年6月进行改选,然而到1913年9月天津商会仍未着手进行,也未作出任何解释。于是,估衣商、洋布商、洋广货、银钱商等22个行业的近6位商董,“经开会公同研究,决定应请贵会召集各行董开会,即行组织改选,以保定章而重会务,实为公便。”其语气十分平和,自然不会酿成纠纷。与此明显不同的是,1934年天津绝大多数同业公会从一开始即联名以相当激烈的方式向商会发难,类似行动不仅在天津而且在全国也是极为少见之举。同时,天津同业公会何以会有如此举动似乎也有些令人费解。 
  因为从组织系统看,商会与同业公会虽无类似上下级的行政隶属关系,但同业公会是商会构成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商会的基层组织。清末虽无同业公会之建立,但新诞生的商会以各业推举的代表作为会员,由此改变了以往各业行会之间互不相属甚至相互排斥的传统格局,使商会成为联结各业商人共谋商业发展的新式商人团体、具有“登高一呼,众商皆应”的影响力,得以发挥前所未有的重作用。1918年北京政府颁布《工商同业公会规则》,各地相继成立同业公会;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又公布《工商同业公会法》,使同业公会获得进一步发展。同年公布的《商会法》及次年颁行之《商会法施行细则》还明确规定,“商会之设立须由区域内五个以上之工商同业公会发起之”,商会会员分为公会会员和商店会员两种,实际情形是公会会员一直占绝大多数,因为同一区域内的同业达到7家,即必须成立同业公会,“不得以商店资格加入商会”。由此可知,没有同业公会就没有商会,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近些年来,随着同业公会研究的兴起与商会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在这方面已有较多论述,无需赘言。
  值得深思的是,既然同业公会与商会之间有着如此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并且商会改选延期在当时其它许多地区也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为何天津同业公会却以此为由向商会公开发难出挑战?考察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促使我们必须注意以往所忽略的商会与同业公会关系的另一面向。毫无疑问,天津同业公会的这一行动是对商会强烈不满情绪的爆发,而其种种不满又是缘于上届商会多年未能发挥应有的职能与作用。 
  1931年初天津商会新一届职员选举之后,主席张仲元发表就职宣言,表示“从此本会一切工作,应事事均从建设途径入手”,具体内容包括整顿内部、指导公会、恢复商报、筹设商业补习夜校、筹设商品陈列所、介绍海外直接贸易等。“至其他远者大者,应俟详为计划,再行逐步实施。”新当选的常委和执监委员在就职誓词中也承诺“尊重全市商人公意,努力于本职,图谋商业发展,矫正商业弊害,如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罚。”然而在此后三年多的时间内,由于种种原因天津工商业发展一直面临困境,商会无力改变,张仲元以及其他常务委员于1931年底即相继出辞职。天津社会局训令商会“务使迅速复职,以地方为重,以职责相勉”。当时的同业公会对商会的表现虽有所不满,认为“平心而论,我市商会自去岁改组以来,对于商业发展虽少特殊成绩”,但“力维艰巨,亦云煞费苦心。换言之,固无大功,亦无大过。”因此,各同业公会并未公开责难商会,而是联名致电商会全体执监委员,竭力挽留主席及常务委员,以免“值兹风雨飘摇,商困已达极点之际”,“会务负责无人,一切陷于停顿”。 
  张仲元以及常务委员虽继续留任,但此后天津各方面情形仍无好转迹象,工商业发展日趋衰败,商会颇感力不从心,以至不得不承认“当选执监委员及各常务委员就职后,原拟于各种建设事业多所努力,惟就职之后,即值地方多故,捐税繁增,而东省风云同时逐渐吃紧,故两年以来,所有精神、才力皆消磨于奋斗苛税、应付环境之中,而于建设事业转多未能举办。”1932年2月,天津商会各方面困难日益严重,尤其经费愈见短绌,“一应开支,往往皆赖借贷,以资度活,以致诸务进行,绝少发展,外间责难迭有所闻”,只得“从事整顿”,所有全体职员差役一律停职,进行内部整理。这样,天津商会不仅不能担负起保护和促进工商业发展的重任,而且连自身会务也难以正常运行,这势必加剧同业公会对商会的不满情绪。据同业公会揭露按规定商会监察委员会每月至少应开会一次,负责审查执行委员会处理之会务,稽核执行委员会之财政出入等事,“而查阅该会监察委员会议记录,只开会两次第一次为民国廿年三月十四日,第二次为同年四月廿八日,且记录空洞,毫无监察工作。是该会职员既违法令,又违其自定规则,其失职有如是者。” 
  显而易见,在这几年间处于困境之中的天津商会根本无法按照《商会法》及其会章之规定正常运行,同业公会对商会的不满也是由来已久。无怪乎担任商会常务委员的赵真吾在这场纠纷发生后的一次谈话中曾透露“真吾甚知各公会与商会在以前之历史,积怨已深,本早有冲突之可能,数经真吾调处解释,旋起旋落者,亦不只一次矣。”除上述之外,天津同业公会对商会的其它许多方面也多有不满。例如面临党政当局一再催促改选,天津商会虽也有所动作并作出解释,但却无法令同业公会满意。《益世报》的一则报道曾透露“昨据商会负责人谈,因主持筹备之王文典,订于本月二十六日为乃子昌宏婚娶,事毕即积极进行筹备改选。即本市六十余业公会,已有五十余业改选完毕,预计下月中市商会可实行改选云。”由于具体负责商会改选事务的常务委员之子婚娶而延误改选,这一理由非但不能令同业公会信服,反而只会进一步加剧其不满。 
  正是在上述各种不满情绪与日俱增的情况下,天津商会又一直逾期未改选,成为促使同业公会最终向商会公开发难的导火索。天津53业同业公会在联名呈送实业部的文中,即以相当激烈的文字列举了数年来商会的多项劣迹。其一,商会职员暮气深沉,日见腐化,除向各会员严催会费外,对于会员之痛苦,或因循敷衍,或置若罔闻,其二,本届商会职员在上任最初一年间,遇有应取决于全体会员之事,尚召开全体会员大会,“近二年来,并此全体会员大会,亦不召开,甚至该会章程,三年来竞无一会员得能寓目者,其愚弄会员,把持会务不公之事实,更昭然若揭。”其三,多数职员玩忽职守,执行委员会议每年未闻有几次之召集,“而常务委员会,每星期二五开会,常务委员五人,有常年不到会者,有辞职者,有外出者,近更有常务委员一人开会之事,每星期办公两小时,只常务委员一人开会,其违法玩忽,实堪骇异。”其四,违法故意拖延改选,该会“名曰筹备改选,实际则改选遥遥无期,况津市各业公会,共六十余家团体,刻已有五十余团体改选竣事,该会尚何所藉口?”如此种种,“津市各业商人,实属忍无可忍”。除上述四点,天津各同业公会在稍后发表的宣言中,又特别强调商会职员、办事员结党营私,“上则蒙蔽党政机关,下则愚弄宰割会员,各业商人久已积愤难伸,怨声载道,久望该会依法改选,稍苏商困,岂料该会故意延宕,明显把持,对会员之痛苦视为当然,宰割商人之手段变本加厉。”这份宣言详列商会七大劣迹,并声明“该会早失其自身立场,不足代表全市商人”,必须迅速进行“根本改选”。 
  客观而言,本届天津商会职员在任期间确实乏善可陈,对此商会自身也不讳言,但是否如同业公会所说如此严重,则需谨慎看待。同业公会的过激言词之问,也不免受到过于情绪化的影响。因为在这几年中天津工商业发展出现困境,虽与商会的所作所为有所关联,却并不能完全归因于天津商会的失职,也有客观形势的制约与影响。另外,本届职员任期超过两年之后,天津商会也并非完全忽视改选之事,而是多有及,并为此事屡屡请示党政当局并发函各同业公会。1934年1月主席张仲元即曾函催各业公会尽快完成改选,以便商会随后也进行改选。函称“本会前以各同业公会任期届满未即改选,即妨本会改选,复害本身健全,曾经迭次令催赶办在案……务于短期改选完成,以重法令。”然而,在随后筹备改选过程中,天津商会所反复强调的却是求新老会员缴纳所欠会费,否则就自动丧失选举权,而这一点也是激怒各同业公会进而促使其群起向商会发难的一个直接原因。
  例如6月初天津商会在各方催促下成立筹备改选委员会,该委员会首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并非如何加快进行改选的具体措施,而是规定拖欠会费的老会员“限一月内交齐”,新会员也须先缴纳会费,才有权参加选举。对于这种以会费定选举权的举措,许多同业公会深表不满。连天津社会局负责人也表示“会员纳费与否,与选举权无关”。对于欠费之会员,正当裁制方法,应召集会员大会,有三分二以上之会员出席,经出席者三分二以上之表决,可将欠费会员除名,然后对欠费之催缴,依法起民事诉讼,如此方合。“若因欠费之故,将会员选举资格取消,殊嫌于法不合。”外界之人或许并不十分了解,天津商会之所以特别强调会员必须缴齐会费,确也实属无奈之举。各地商会的办公经费以及专职差役的薪资,均主来源于会员缴纳的会费,并无其它财源。由于会员欠费太多,天津商会在1932年初即依靠借贷勉力维持各项开支,这样自然无法持久,于是只得借改选时能否拥有选举权迫使新老会员缴齐会费。但无论是《商会法》还是天津商会的会章,对欠费会员的处罚均无取消其选举权的规定,故而天津商会的这一做法也因无法规依据而受到同业公会强烈指责。 
  另一方面,即使有客观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天津商会自身存在的问题与举措失当,仍然是与同业公会交恶并引发改选纠纷的重原因。随着改选纷争的发展与激化,加上商会内部领导人之间复杂人事关系,从商会内部又逐步透露出更多引发这场纠纷的内幕。例如前曾及的商会常务委员赵真吾,曾在报上发表一篇书面声明,指出“本市商会,所以难以改选之原因,实在为常委中不能融洽,辞职者无法解决,及同业公会反对者太多,会务不能统一,无法着手。”这篇声明还说明营业税代征权之争议,是导致同业公会不满的另一重原因。此前,经官厅同意由商会代征各业之营业税,而各业公会对商会的具体做法存在意见,于上年“曾运动营业税代征权”,未能收效。至1934年同业公会再次出意见,“真吾深知前病,故主动联络各方优秀,及准定加入各同业公会数人,共同改组一健全商会。”经其努力,商会中多数人表示同意,“虽同业公会联合办事处一方少有不愿,经真吾开陈利害,责以大义,业承诸君顾全大体,一致接受。”然而,事后“延之又久,不见动静”,忽有同业公会呈控商会之文。赵真吾向各业公会电询究竟,始知其向商会出之“前项建议,又遭反对,并在会外召集密议,被各业公会探知,甚为失望,故尔出此。”赵真吾虽身为商会常务委员,但也并不讳言“此次风潮结穴所在,实在职员中有反对各公会加入商会,于彼不利,故不惜挑拨蛊惑,摧残全局,甚至牺牲某某诸中坚份子名誉人格,亦在所不惜。”如此状况,也难免再度加剧同业公会对商会的不满。 
  分析天津同业公会公开向商会发难的缘由可以看出,尽管同业公会与商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通常情况下两者也都能互相支持紧密合作,但如果商会的言行举止和所作所为有明显不当之处,尤其是不能充分发挥保护各业商人利益,促进工商业发展的应有作用,甚至产生相反的影响,也会受到作为自身基层组织的同业公会强烈反对,进而对商会出不信任案,这或许也可以看作是同业公会力量壮大之后制衡商会而使之保持正常规范运行的一种独特方式与作用。 
  二、改选纷争激化与党政当局介入 
  天津同业公会向商会发难之后,两者之间就改选而产生的纷争也随之公开并不断激化。1934年7月3日各业公会召开联席会议,议决推举叶文楼(油漆颜料业)、徐新民(汽水业)、傅焕卿(糕点业)、于篯生(南纸书业)4人为代表,于次日赴市党部、社会局请愿,同时再次致电实业部,请求“迅饬商会职员,即日停职,实行根本改选”。与此同时,同业公会还公开向商会出查阅近三年账目求,商会方面起初表示同意,但同业公会随即又声称“张主席于允准看账后,又派员将账持走他移”,实则拒绝了公会的查账求。 
  面对同业公会的公开责难,天津商会的态度与应对值得关注。7月3日,被天津商会指定为具体负责改选事宜的常务委员王文典出辞职,报纸登载之辞职函虽列举了各种原因,但实际上与同业公会的公开发难不无关联,因担心承担责任受到指责。4日,天津商会筹备改选委员会举行会议,经讨论通过了五项办法,其重者主有(1)报载53业公会指责本会,延不改选一节,“究竟延迟之故,是否责在本会,抑有其它原因,应由常委会查案,对于党政机关详细声复。”(2)本筹改会负筹备改选责任,只能依法办理,断不能违背法则,别图迁就。按照前次通告,凡拖欠会费的会员均“限一月内交齐”,至本月9日截止,否则即不具会员资格。(3)本会职员均早萌退志,此次各业公会之呈请,“姑无论其系何用意,然本会始终依法办理,只依法进行得下去则进,依法进行不下去则退”,并确定改选于8月12日举行,“如会外发生障碍,届期不能举行,其责不在本会。”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商会筹改会对同业公会的责难十分反感,其应对之策是不顾同业公会和市社会局的反对,坚持以会费定选举权,并且匆忙确定难以兑现的改选日期,声称如受外界干扰届期不能进行改选,商会不负其责,这显然是意欲将妨碍商会改选的责任推向同业公会一方。 
  筹改会议定的上述办法在报章登载之后,天津各同业公会办事处立即致函报社,阐明“贵报登载商会改选纠纷一则,略谓市商会定于八月十二日实行改选,同业公会方面预备竞选等语,殊与事实不符。”其用意在于说明同业公会不可能参加由商会组织的改选,同时又进一步表示“该会现任职员殊不足作全市商人代表,且该会早逾依法抽签改选之期,其所以因循拖延,不外乎把持会务,视商会为其私人财产,甚至愚弄压迫会员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各业公会至此实忍无可忍,决议呈请根本选举,不达目的不止,任何牺牲在所不惜。”显而易见,同业公会挑战商会的目标很明确也很坚决,即现任商会常委、执监委员须全体停职,由各业公会代表对商会执监委员全部进行“根本改选”,而不仅仅只是改选半数委员。 
  在筹改会求下,天津商会原拟于7月5日召开常委会紧急商议处理办法,但因出席人员不够法定人数而流产。身为五常委之一的赵真吾透露,“本人事前未得通知,故未能出席。”另有两位常委先前已出辞职,“会务凋零,几乎只真吾等一二人维持。”可见当时的天津商会领导层确处于较为涣散的状态。6日,商会召集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同业公会派代表列席旁听。会上集中讨论的问题系卞白眉议“此次外间发生情形,姑无论有何误解,既然出不信任案,则全部职员在此逾期无效期间,已无筹备之可言,既失信用,大家应同进退,可否将此情形分向党政机关呈请核示。”经表决,与会者对此议表示赞同。
  同业公会和商会都向天津市党政机关出了自身诉求,特别是同业公会还相继向实业部和中央党部呈文明确出其求,促使党政当局不得不出面介入这一纷争。作为官方管理部门,尤其是主管民间社团的天津社会局对此更是责无旁贷,而党政当局对纷争双方的诉求持何种态度?用何种方式解决这一纷争?该事件尽管仅属个案性质,但对于考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方党政当局乃至中央政府与民间工商团体的关系,也不无参考借鉴价值。 
  总体而言,天津党政当局介入处理此次纷争的原则,是依据相关法规而非按照党政官员的个人好恶随意行事,也很少看到官方故意偏向纷争某一方而打压另一方的情形,这可以说是官方处理工商团体纷争的正常态度与方式。前述这场纠纷初起时,天津社会局曾表态商会所强调的以会费定选举权的做法不妥,主即是认为此举并无法规依据,对于欠费之各业公会,应按照《商会法》和天津商会章程之规定处理,这当然不为错。稍后,社会局又强调凡有同业公会之商号,不得以商店资格加入商会,“倘商会有此项会员,应于改选前纠正之”;“在未实行改选前,须将商会名册详细报局审核,改选时由局派员持册对照,严格监视。”此也系依据商会法施行细则之规定,并非社会局自订规则。当“商会方面赶行筹备选举”,同业公会却出商会全体职员应立即停职的求,社会局则较为慎重,并未即刻表态,而是呈报天津市长“鉴核指示”,并致电实业部“列举商会延未改选,及同业公会反对情形,请部核示”。7月8日实业部长陈公博莅津,同业公会派叶文楼、徐新民等代表前往拜谒,当面详述一切,陈的答复也是“令各主管机关彻底查明,依法办理”。天津社会局长邓庆澜“亦往谒陈部长,请示结果,决定今日起,派员依法彻查一切,以凭核示”。 
  其实,同业公会请官方饬令商会全体职员停止行使各项职权,也是有法令依据的。193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商会法施行细则》第49条明确规定“商会应依法改组或改选时,由现任职员负责办理,如届期不能完成,即不得继续行使职权。”按此规定,商会如逾期较长时间仍未完成改选,就应该停止行使职权。天津商会显然对此项规定也非常清楚,因而在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上议定全体执监委员“应同进退”,报请党政机关裁定。同时,商会也作好准备拟将“会务暂行停顿”,“至本会一切卷宗账目,自应责成常务委员共同负责,暂行保管,听候交待”。 
  但此时的天津商会一方面在“内部赶办结束”,另一方面仍希望通过其成立的筹备改选委员会抓紧“进行依法改选半数”。另外,由主席张仲元具名呈文市党部、社会局说明改选延迟主因及筹备改选经过。这份呈文强调1932年1月该会“正欲筹备改选之时,适逢天津特别市党务整理委员会天字第十四号通令,以民运法规正在修正,在修正尚未颁布以前,所有同业公会商会,均应暂免改选。嗣后修正法规,未见中央颁布,属会尚且迭次呈催,请速颁行,以便遵照依法改选。直至二十二年四月二十日,奉天津市党部第九十四号训令,民众团体仍照旧法暂行活动,于是各同业公会始逐渐改选。”这显然是想说明商会对改选十分重视,延迟改选的主因是受到政府相关法令制定颁行的影响,并非商会懈怠不按法令办理。不仅如此,商会还在呈文中将改选延迟的一部分责任推向同业公会“又二十二年十一月十日,奉到天津市社会局第二二号训令,如公会商会同至改选时期者,公会之改选,宜在商会改选以前举行,以符程序。于是属会改选,又不得不候各业公会改选到相当数目再行办理。本年一月各业公会改选尚未及半,属会因碍难久待,始于一月五日推举筹备委员,成立改选筹备委员会,督促各业赶速办理。迨至五月下旬,各业改选已达十分之六以上,乃于六月四日举行正式筹备委员会议,积极进行。”天津商会所述这两方面理由基本上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如在正常情况下这些解释当可说明问题,不会引发所谓改选纠纷。但由于天津商会与同业公会多年积怨已深,纷争在所难免,逾期未改选只是导火索,这也正是全国绝大多数商会都面临同样问题却未出现改选纷争的原因。 
  党政机关介入之初并未使改选纷争停息,天津商会前所未有地遭遇所属同业公会如此激烈的公开谴责,自然会感到脸面无光,也会予以反击。在致市党部、社会局的呈文中,天津商会指出自改选筹备委员会成立以来,曾经数度集会,所有关于审查会员资格及一切进行事项,莫不依据法则,积极办理。“不期正在进行之际,突来意外攻击,虽明眼人皆知其症结所在,然本会若不有声明,一任满城风雨,实足淆惑闻听。”对于商会的这一说法,同业公会也立即于次日公开发表宣言予以反驳“查该会筹备会,始于本年一月五日,迄今半年之久,寂焉无闻,直至会员各业公会出不信任案,呈请根本选举之后,该会乃急订于八月十二日举行改选,尚蒙蔽政府,振振有辞,该会一手岂能尽掩全市官民之耳目。”同时,各同业公会代表4余人又“携带呈文,分向党政当局,实行请愿,报告经过情形,请求迅速处理”。 
  稍后,同业公会更将谴责对象直指商会主席张仲元,并列举其种种劣迹。张仲元不得不在报上登载启事,声明“仲元自服务商会以来,只知依法从事,向来不计毁誉,对人毫无成见,对事完全公开,所有会中公务,概由常执委员会多数取决。”张仲元还在启事中坚决否认同业公会指控其“金条出口,兜揽图利,勾结税收机关,剥削商家,并坐领车马费,每月二百一十元至三十二个月”,并表示“改选延迟,亦自有延迟之原因,是否把持,在经过事实,足以有所证明,断非空言所能成立,将来一经党政机关认真确查,自不难水落石出。”张仲元启事中之言词似乎是信誓旦旦,言之凿凿,但同业公会马上也发表声明,针锋相对地一一予以驳斥,并再次强调“此次各业出不信任案,实系不堪商会之宰割,依法奋斗,事实具在,非辩论所可颠倒也。”数日之后,同业公会又第二次发表声明,除公开抨击张仲元在商会执委会决议同意各业公会查账之后,利用主席职权“擅自下令,抗不交出账簿,并将各账簿他移”,显系有意躲避,必有蹊跷;另还披露了张仲元在其它七项重事件中之失职失责行为,“均系事实调查明确有证者”,求张仲元必须公开逐项予以答复。但面对同业公会的两次声明,张仲元一直拒作回复。
  同业公会与商会之间的纷争愈来愈严重,当地报章也越来越重视,在此期间几乎每日都有相关报道。《益世报》还曾发表“按语”曰“市商会改选之纷争,据连日情形观察,有愈益纠结,不可收拾之势。前此曾传商会停止活动,旧有职员,静俟当局监视改选,但日来此种消息,似归沉寂。”为了解官方动向,该报社记者“曾晤省府于主席,叩以意见”,得到的答复是“市商会改选问题发生,省方持冷静态度,惟所望者,津商会责任重,事务繁,无论谁来负责,最低限度,须具明敏之眼光,备具外交政治、国家常识与思想,然后担当起来,方不误事。”这当然只是打官腔,并无多少实际内容。此外,该报还推出另一相关举措,即“公开征求对商会改选意见”,予以刊登。其“特别启事”说明“市商会此次改选,关系全市商民未来福利甚巨,本报甚愿有切身利害关系之商家,各抒意见,公开讨论,俾负责当局于处理此问题时,有所参证。”启事求来稿“就自身之处境,各抒己见”,“须切实而不涉浮泛,及攻讦个人”。这一举措对于更多商家就改选纷争发表意见供了便利,也可从中了解一般商家对此事的看法。同时,还可看出在这场商会改选纷争过程中,当地有影响的报纸成为重消息来源与双方争辩的主阵地。 
  在改选纠纷日益激烈之后,天津商会除主席之外的四位常务委员均相继声明辞职,“会务事实上已完全停顿”。眼看商会自身已无法进行改选,官方不得不准备采取切实措施结束改选纷争,选出商会新职员。至于采取何种具体办法,官方也并非一时即能确定。报章透露天津市社会局起初出的办法是“由当局指定一部分人,一面负责清理纠纷,如调查账目等项,一面即代为筹备改选事宜,责令在一个月之期限内,将一切办理完竣,实行依法改选。”待新商会委员产生后,该部人员之任务即告终了。“惟在清理时期内,商会委员及同业公会双方关系人,均不得参与其事,纯由第三者公平办理。现此项办法,各业同业公会方面,已大致表示同意”,俟由市政府、市党部核议决定之后,即可由社会局明令实行。但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在纷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于一月之内完成改选难以实现,实际上随后又拖延了将近半年时间,直至1935年1月才最终改选完毕。另外,如果商会和同业公会双方人员均不参与改选事宜,也很难找到熟悉和了解工商界的所谓第三者办理改选,因而这一办法即使获得同业公会同意也缺乏可操作性。 
  随后,天津党政机关又拟“依据最近中央颁布之人民团体整理办法”,对商会“实行整理”。具体方式是由市党部、市政府在商会和同业公会中各选定5人担任整理委员,“并由党政各派一员指导,监视一切。整理工作,除先入手查账外,并清理会员名册,重新造表,各事办竣后,即按照新会员名册实行改选,产生新商会。”但这也只是一种设想,并未立即付诸实施。7月下旬,4业同业公会代表为推动党政当局按其求尽快办理商会“根本改选”,又携呈文赴市党部、社会局请愿,表示各业公会作为商会会员的合法权益应得到保障,“请予依法迅饬解决,以免久延而息纷争”。是月底天津市政府呈报省府,称同业公会求根本改选,商会也表示“无再筹备之可言,自愿根本改选”,但其现任职员势难负责筹备,只能由党政机关派员会同整理,省府批示准允“依法办理”。7月3日的《益世报》和《大公报》都曾报道市党部即将下达商会改选令,指派委员马亮指导改选,并与行政当局交换意见后,拟订了六项具体办法,即商会停止活动、举行根本改选、由原筹备人员负责筹备选举、限一月内完成改选、逾期按人民团体整理办法办理、现任商会委员仍有当选资格。但几日后《大公报》的报道又称对于市商会之改选“党政双方意见尚未商定”,尤其对原商会委员是否仍具备当选资格,存有争议。可见,党政当局之间的意见实际上也并非完全一致。市党部后来还曾发表声明,称报章之报道“殊与事实不符”,有些内容“即属相合,党政双方亦须待中央及实业部之核定后,方能施行”。这表明天津商会改选纠纷的解决方案,还需得到中央政府的核准才能最终确定。至9月初,更传闻商会究竟应否进行“根本改选”,抑或“改选半数”,由天津党政机关呈报中央政府之后,又被“转至立法院予以解释”,如此一来,似乎“改选犹遥遥无期”。 
  由上可知,党政当局出台处理办法也拖延了较长时间,这一方面说明官方对此次纠纷比较谨慎和重视,并非按照主管官员个人意愿简单地加以裁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官方各级部门处理类似纠纷似乎并无先例,都担心违反相关法令之规定引起不良后果,之所以转请立法院予以解释即是出于这一目的。同时,地方当局也比较注重征求各方尤其是同业公会的意见。例如,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和天津市长王韬曾共同邀请商会主席、部分常委执委和各业公会主席近百人,在省府大礼堂举行谈话会议,“俾得征集各业真实意见,期以设法解决”。谈话会上,于学忠希望“各方捐弃前嫌,合衷共济,相见以诚,从速筹备改选,组织健全商会。”市长王韬和社会局长邓庆澜也先后讲话,“对各出席代表,剀切劝告”。但同业公会主席徐新民等人在发言中,仍然“指商会过去工作不良情形”,张仲元则发言“略加辩证”。这次谈话会显然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同业公会代表在会后还自行集议向省市政府出两项请求,一为“即日依法根本改选”,二是由同业公会“暂行推举委员数人,负责维持过渡时期之会务,使商会恢复办公”。其中第二条求似乎颇有临时接管商会之意味。至9月中旬,卷烟业等3余业同业公会又电呈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实业部及省市党政当局,说明商会会务停顿,但作为其会员的各同业公会,“均甚健全,且皆奉令于党政机关指导”,在此情况之下,“由各同业公会重选市商会职员,自为正当办法”。这是在以往求的基础上,进一步出撇开商会筹改会而由各业公会代表直接对商会进行“根本改选”的新求。 
  对于同业公会出的这些新求,因事关法律之规定,天津党政当局均无法表明态度,只能等待中央政府批示。9月底,实业部终于根据司法院院字第186号文,对天津商会改选中的有关法律问题作出了解释与批复,其点如下1、依商会法施行细则规定,商会现任职员,逾期未完成改选,应停止职权;2、现任职员虽停止职权,但依商会法第19条之规定仍止改选半数;3、停权职员仍得以会员代表资格出席选举,但应改选者受不得连任之限制;4、在改选未完成前,所有商会款项、文件之保管均由现任职员负责。实业部还特别说明以上各项办法,适用于“所有改组或改选逾期之各商人团体”。按照实业部的这一批示,仍只改选半数商会职员,显然未满足同业公会重选全部职员的“根本改选”求。于是,天津颜料业等4余业同业公会又呈文省政府并请转咨实业部,仍求进行“根本改选”,并阐明“天津市商会职员将届满四年任期,而报载实业部解释,仍止改选半数,群情惶恐。”如仅改选半数,“改组职员就任之期,亦即半数职员卸职之日,不惟徒耗精神款项,抑太滑稽,无俾事实,徒增商人之痛苦。”由此涉及到的一个复杂问题是,如按商会法规定当应进行半数改选,但又确如同业公会所说天津商会的半数改选当时已逾期将近两年,按此时间计算现任职员实际上均将届满四年任期,全部不能再连任。对于这种情况究应如何处理,也使地方和中央政府颇感为难。
 由于种种复杂问题难以处理,官方最后还是决定依照国民党中央新颁发的人民团体整理办法第二项之规定,对天津商会进行整理,并以此解决改选纠纷。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人民团体整理办法相关条文之规定,天津党政当局虽出了整理方案,但却并非一手包办整理事务,仍然是由商界人士具体负责各项整理工作。11月初正式公布的具体整理办法是以原市商会9名改选筹备委员改派为整理员,设立办事处,委派市党部马亮委员指导整理事宜,市商会原任执监委员全部改选,但原任执监委员也有当选之权,整理期间商会暂停活动。具体实施方案涉及四个方面内容,每个方面均列有多项条文,主包括整理员的职责范围、任务期限;商会会员重新登记并进行资格审查;依照商会法及施行细则拟订具体选举程序与办法。根据这个整理方案,同业公会求的“根本改选”似乎达到了目标,但整理委员仍由原商会改选筹备委员担任,而不是同业公会求的公会代表,另外原任商会执监委员仍有当选之权,也与同业公会的求不符,由此可以说是一个折中调和方案。报章报道该整理方案时指出“自此项方案公布以后,各方大致无甚异议,认为目前商会纠纷,倘不事前予以整理,遽行改选,难免争执。”原商会常务委员赵真吾则认为“现党政当局发表之整理方案,正与本人主张相合。”至此,有关商会改选纠纷具体问题的争议,终于以官方出商会整理方案而告结束。 
  三、商会整理与选举结果 
  天津商会改选纠纷旷日持久,闹得沸沸扬扬,影响甚大。随着纷争的延续,天津商界陷于混乱之中,尤其商会完全无法运转,不仅对工商业发展的制约日益严重,而且影响到商人权利的维护。例如每年营业税之征收,“依法须由商会代表协同调查,并例经商会推派代表会同执行”。1934年度营业税之调查,市财政局专设之征收处通知于7月2日开始进行,但“本年市商会因事停滞”,难以开展。“事关全市商界权利”,不能不引起众多商家担忧。 
  不仅如此,甚至一些同业公会也意识到“津市商会居华北埠,为各业总枢,责任甚重,事务极繁。自经会务停顿,不特关于芝加哥赛会征品以及签证海外贸易、辅助法院调查,并证明国货输运国产等事,均已尽行辍废。”可见商会应有之重作用,在商人中间并未因这场改选纠纷而受影响。于是,包括许多同业公会在内,天津商界人士大都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改选纠纷,选出新一届商会职员,使工商界恢复常态,共同致力于工商业发展。 
  在此情况下,当天津党政当局奉中央政府批复确定整理商会的方案后,原纷争双方也渐趋缓和,转为配合进行整理与筹备改选之各项具体工作。此后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也随之转变成为了竞选。尤其是同业公会在这方面颇为用力,希望在整理方案及其办法无以改变的情况下,通过竞选最终达其目的。报章披露商会整理方案时,即称“商会改选解决后,目今商会会员竞选者,已形成数派,连日奔走运动颇烈。据内幕人称,商会旧任委员,连选希望极大。”实际上,在此之前一部分同业公会就已开始着手考虑选举,甚至担心因参与对商会发难影响声誉,不利于本业选举,公开声明与同业公会办事处脱离关系。 
  报章虽透露商会原任委员“连选希望极大”,但经历了这场纷争之后原任委员中对此次选举的态度和看法却并非完全一致。例如受命担任整理员的王文典、赵真吾、王晓岩3人,虽均为商会原任常务委员,但“所见即极参差”,分别代表了原商会委员的不同态度“一部主张竞选,另一部则取淡薄态度。此两派不同之主张,可以王晓岩及赵真吾两氏代表之。”主张参与竞选的理由无需多言。而“取淡薄态度”的缘由,则是认为“膺选以后只有义务,绝无利益,则又何竞选之可言?”在这两派之外,还有一派“不反对竞选,但亦不绝对赞成竞选”,只是强调“竞选固无不可,惟绝对不得有以金钱购买情事”,“此一部主张,可以王文典氏代表之。”稍后,王文典和王晓岩二人在选举前还联名在报上发表启事,声明“此次商会改选,关系重,鄙人因事务纷繁,决不应选。如有投选鄙人之票,即作废票。”这表明也有一部分旧任委员并不热衷于再次当选,而是主动予以放弃。 
  1934年11月1日,商会整理员办事处正式成立,办公地址仍设在商会,市党部和社会局各派一员常驻办事处,协助指导办事处工作。办事处成立后制定了办事细则和会议细则,通过了商会整理实施程序,即会员登记、资格审查、拟订名册和选举票、定期选举等,同时还拟订了较详细的选举程序。不过,与改选紧密相联的商会整理,在许多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也不无难度。报章评论对此也有所认识,例如《益世报》的报道称“至整理工作,不外调查卷宗,稽核账目,其尤者,若同业公会之纳费问题,与改选手续,以及有无选举权问题,均为整理期间亟待进行之事。但进行期间,有无枝节发生,此刻颇难逆料。”特别是同业公会纳费问题,“尤令一般整理员极感棘手”。依据人民团体之有关规定,同业公会作为商会的团体会员,如欠费达两年以上者,经议决可予除名。由于“以前商会未暇顾及此事,故未缴会费在二年以上者,比比皆是”。出现这一情况同业公会虽有责任,但又“不能尽归咎于同业公会,商会方面,当亦另有应负之责”。如果将所有欠费二年以上者均除名,商会的团体会员将为数甚少,也无以发挥应有作用。因此,欠费之会员后来实际上并未取消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是依照整理方案,“此次改选,以不算旧账为原则,旧职员及欠费会员,均可参加竞选,藉此避免一切纠纷。” 
  最为费时费力的整理工作,是对所有会员进行重新登记和资格审查,审查合格者才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正常情况下商会每二年进行的半数委员改选并不需做一繁琐工作,但此次天津商会是进行整理和全部改选,因而成为改选之前必须完成的重程序。11月16日,天津商会整理员办事处发表办理会员登记通告,说明自19日至25日“为会员登记日期”,所有公会会员和商店会员均须“向本处索取表式,依式填写清楚,交由本处登记……毋得自误,致失选权”。开始登记的首日,前往办事处领取登记表者即十分踊跃,计有45业公会会员和28家商店会员。次日,增至64业公会和63家商店。到规定截止日,“总计公会会员七十三业,商店会员四百零四家”。据报道,因以前“无论曾否加入商会,均可一律登记”,故而天津工商各业公会几乎均参与登记。仅个别公会如“棉业同业公会内,无负责人员,同业彼此推诿,自甘弃权”。另有磁席铜三业领表未交,后求补行登记,因超过规定时限而“未便允准”。可见,各业公会对商会整理工作确实较为配合。关于各业公会或商店推举会员的人数,根据商会法及其施行细则规定,公会会员代表,每公会举派1人,但其最近一年间之平均使用人数,超过15人者,就其超过之人数,每满15人得增加1人,至多不逾21人。商店会员每店举出代表1人,依公会会员相同之规定可予增加,但至多不逾3人。各业各店登记时,均按此规定执行。
  登记结束后,即由党政机关聘请商界王文典、卞白眉、王晓岩3人,加上党部束煜光、社会局周振铎2人为审查委员,组成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核登记会员是否合格。相对于登记而言,审查工作复杂得多,耗时也更长。“盖根据登记表,商号是否真确,用人数目是否实在,均影响推举代表人数,故须缜密审查,俾免冒滥。”此间无论是登记还是审查,报章舆论均十分关注,几乎每日均有相关消息的追踪报道。 
  原订审查工作也在一周内完成,但事实上难以做到,随后不得不延展期限。有些公会与商家需反复审核,如五金、颜料、三津磨坊等业之同业公会以及商号数十家,“均曾重行审查”。另外,五金业等公会内部还有人披露,该业之会员代表未通过全体投票方式产生,“认为非法”,应取消资格。对此,会员资格审查委员会认为因未获授权处理此类事项,只能报请党政当局核办。为了不影响整理期限,除去仍存有争议的少数行业及商店,审查委员会于12月2日向市党部、社会局报告初步审查结果,同业公会会员资格“合格者共七十业,其商店会员,请求登记者虽多,然经审查,结果仅三十余家合格”。同月底,审查委员会奉党政当局批示通告各同业公会,五金等业公会会员代表未按商会法施行细则第7条“公会会员举派之代表由公会会员大会举派之”的规定办理,“实有未合”,必须“补开会员大会追认”。其他各业公会“如有类此情形者,亦应迅速依法办理”。事实上,各同业公会因时间仓促未开会员大会举派代表的现象十分普遍,由此成为改选稽延的主原因。有关报道称“经党部查出,似此类不合法定手续者,共有四十余业之多。”市党部只得又令各业公会“分别迅开会员大会,召集推选,完成合法手续,呈报党政当局,查核无误后,始能规定改选日期,进行改选”。至1935年1月1日,各公会才相继按照法定手续重新推举并申报参与商会选举的会员代表名单。 
  当时,商会整理早已期满,9名整理员的任职期限也已超过,但改选并未完成。1月18日,整理员办事处正式公布各公会、各商店合格会员代表名单,其中71业公会的会员代表共1268人,3家商店的会员代表为55人,合计1323人。另定1月3日午后举行选举仪式,31日上午8时至下午4时为投票选举时间。至此,新商会职员的投票选举时间才终于确定下来,数千张执监委员(包括候补委员)选举票和千余张会员入门证随即完成印制。 
  天津商会整理工作虽耗时较长,但基本上是依序平稳进行,没有再发生较大的纷争,只是在某些具体的技术性问题上同业公会出了不同意见。例如11月15日整理员办事处第3次会议决定对选举通则第11条酌予变通,规定投票票面上如写某人之名、字、号,不按以往分别计票方式处理,准予合并统计得票数。由徐新民担任主席的汽水业同业公会具文强调“合并计算实开舞弊之路”,将会出现如下情形“此票书其名,彼票书其字,及别号,一人于原票之外,又能增多若干票。”所以,“此项变通办法,不但于法不合,且必引起重大纠纷,殊堪顾虑。”。整理员办事处对该意见十分慎重,专题进行了讨论,议决由办事处“函复解释”,说明理由以免各业公会疑惑,并转呈党政当局。此后,未再见各业公会对此有不同意见。 
  期待多时的选举期限临近时,各方关注,“竞争演成文字战”。报载“各方竞选颇烈,昨日市上竟发现竞选传单,内容多标明津市各商界闻人之过去事迹,用意在攻讦私人,主管当局对此极为注视,现正严密根究中,以免将来选举时酝酿纠纷发生。”不过,更多人士强调“新商会之产生,关系本市商界前途甚巨”,希望“不论何人当选,皆应抱开放主义,搜罗商界人才,以求群策群力……为商人谋福利。” 
  1935年1月3日下午,天津商会选举大会仪式在商会大礼堂隆重举行,党政机关代表、全体商会整理员以及工商各业代表,共计百余人出席,王文典、卞白眉二人轮流担任主席。选举仪式的程序为开会奏乐、全体肃立、唱党歌、向党国旗及孙中山遗像行三鞠躬礼、主席恭读总理遗嘱、静默三分钟、主席致词、指导员致词、监选员训词、检查票匦当众加封、礼成奏乐、散会。会场之外,还由公安局派警宪2余人及消防队维持秩序。31日全天进行投票,“会场秩序甚佳,投票如时截止”,随即在监选员等监视之下,开启票匦“通霄检唱”,于次日揭晓选举结果。 
  从选举结果看,似乎与报章先前之预料有所出入。当选为主席者,是在改选纠纷中极少现身的绸布棉纱呢绒业同业公会代表,年仅37岁的纪华(仲石)。他先是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经济系,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毕业获硕士学位,并曾在英国伦敦大学研究政治财政问题,1928年回国相继创办储蓄银行及贸易公司。纪华之所以能当选为主席,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学历、经历占优,且年青有为,被工商界寄予厚望;另一方面或许也因为他在改选纠纷中并非活跃份子,能够为纷争双方所接受。至于新当选的执监委员,此前传闻有可能会是“新旧人物各半”,但实际上旧任委员无一人当选连任,全部均为新人。这表明上届商会职员未尽职责留下的不良印象,在改选中产生了重影响。而率领同业公会向商会发起挑战的叶文楼和徐新民,则当选为常务委员,成为新一届商会领导群体中的核心成员,五名新常委中只有赵聘卿一人是旧任监察委员,其余也均为新人,这又说明同业公会挑战商会的行动也不无成效。如若仅就选举的这一结果而言,改选之后的商会职员可以说是焕然一新。 
  天津商会的这场改选纠纷,在地方党政当局乃至中央政府的介入下,通过进行整理的方式最终得以解决。经历此次纠纷新当选的商会职员,可谓重任在肩,如履薄冰。正如报章所言“以过去商会工作,硕彦努力于彼,尚难免求全责备,未来人物,丁兹不景气中,当选后仔肩尤巨。”无可回避的是,新一届商会职员临危受命,能否有所作为,奋发图强,改变天津工商业衰败景象,深为广大工商业者所期待。但是,达到这一目的却是困难重重,许多难题也非商会之努力所能解决。纪华当选主席之后曾发表谈话,表示将会“勉竭驽骀,期无陨越……为全市商人谋福利”。但他上任不及半年即出辞职,认为自己就任后“建树毫无,有负委托,良用惭悚,自维菲材薄植,能力实有未逮。”加之“会中公务极为繁重,渐觉精力不支,致肇失眠之症”,实在是难以为继。执行委员会经议决,只得公举赵聘卿代理主席职务。由此可知,即使是天津工商界盼望已久的新商会诞生,同样难以开创广大商人真正希望出现的新局面,这也间接证实了此前同业公会将工商业衰败的原因完全归究于商会失职,并不全面和客观。
  四、结语 
  纵观1934年天津商会改选纠纷的产生、发展以及结局,我们可以从中了解许多相关历史面相的复杂性与多相性,尤其对主动或被动卷入此次纠纷的商会、同业公会、党政当局及其相互关系获得一些新的认识。 
  商会一方在这场纠纷中显然是被动卷入者,而且是被所属基层组织同业公会指控的对象,类似的情况在近代中国商会发展史上并不多见。商会自清末成立以后,就在联络各业,保护工商,促进工商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作用,由此在工商界建立了不可替代的权威地位。进人民国时期,随着同业公会的建立以及法定由公会联合组成商会,这种情况更进一步得到发展与深化。商会与同业公会之间形成了共存共荣共辱的密切关系,无论哪个同业公会遭遇到困难,都会向商会求助,特别是需与官府交涉的事件,无不经由商会出面斡旋,商会也责无旁贷尽力而为,并取得一定成效。而每当一个地区的商会遇到困境,尤其是与官府发生矛盾冲突,同业公会也往往会站在商会一边,从各方面给予商会大力支持。类似事例非常多,表明两者之间的紧密依存关系已形成一种常态。但是,1934年天津商会改选纠纷告诉我们,绝不能就此认为两者之间不会产生矛盾,甚至是出现比较激烈的冲突。商会之所以能够得到同业公会的支持与拥戴,不可或缺的重前是商会自身运作规范,领导人尽职尽责,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工商各业的利益。如果这个前丧失,也不管是主观还是客观原因所致,此时的商会不仅会引起众多同业公会的强烈不满,甚或会被求罢免领导人。一旦出现这种情形,商会将很难单纯依靠自身的力量加以应对,其重变故也就为期不远了。这种事例虽为数不多,但仍然示我们在考察商会与同业公会常态之下的相互关系时,还必须注意另一种相反的发展面向。 
  平心而论,天津商会在这场改选纠纷发生以前的数年之间,虽也存在同业公会所指控的一些未尽职责和未依法改选的情形,但也不能说这一届天津商会的职员完全无所作为,实际上他们也作了许多努力,只是时运不济,未能见诸成效。当时的商会已是进退两难,对广大工商业者也无法交代,处于重重困境之中。而改选纠纷的发生,以外力促进了商会选举得以进行,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对上届商会职员而言是一种解脱,只不过这种解脱并不是十分光彩。 
  同业公会则是主动向商会挑战,引发这场改选纠纷的一方。从此次事件可以看出,同业公会随着自身实力的发展壮大,虽然仍属商会的基层组织,从各方面对商会予以支持,也在许多方面依赖商会的帮助,但在商会运作失范难以正常发挥应有作用时,同业公会也会联合起来主动向商会发起挑战,推动商会进行变革以步入正轨。1934年的天津商会改选纠纷,正是因为商会多年来处于涣散态势,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加之逾期近两年未依法进行改选,同业公会才求商会全体职员解职,立即进行改选,这一求具有充分的正当理由,也表明同业公会在某种程度上已发展成为监督商会规范运作的重力量。另外,作为基层组织的同业公会敢于向商会发难,明确出自身的一系列求,还体现了各业商人对公共事务的主动参与精神和勇气。从总体上看,同业公会求商会职员停权以及进行改选的基本目的已经达到,因而可以说是一次较为成功地挑战商会的尝试。但是,同业公会对商会职员的指责与攻击,受情绪化影响也有不尽客观的片面之词,以至商会领导人难以接受,导致双方的公开纷争愈演愈烈,商会完全处于瘫痪状态,对原本即步履维艰之天津工商业的发展更进一步带来了负面影响,对此某些同业公会后来也多有感触,甚至不无悔意。 
  应纷争双方之呈请而介入这场纠纷的第三方,即天津党政当局乃至中央政府,对于纠纷的最终解决发挥了不可缺少的重作用。可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如若没有党政当局的介入,单纯依靠同业公会和商会对立双方之间的协调,将很难以整理方式终结这场纠纷。透过党政当局介入和解决这场纠纷的全过程,我们可以对该时期政府与民间工商团体之间的关系也获得一些新认识。有论者及国民党统治时期天津商会的三次选举与改组,认为“表面上看起来是依据《商会法》,实际上都是在国民政府的监控下进行的。”由此所致,“商人连最基本的独立自主的选举权都没有得到维护”,有的甚至进而断定商会已完全受到国民党的控制,丧失了民间团体的性质。笔者认为,就实际情形而言,说商会选举在当时受到官方监督应比“监控”一词更为准确,因为监控包含监督与控制两层含义,实际上一般情况下官方并未对商会选举进行直接控制,而予以监督则是官方应有之责,并且有明文载入了商会法,无可非议。国民政府颁布的商会法指明,商会选举时须请所在地最高行政长官“派员莅场监督”;北洋政府时期实施的商会法施行细则也说明,各级商会每届选举时应由所在地最高行政长官“派员届时莅视”,客观说来这些规定也并无不妥。 
  官方对商会选举进行监督,显然不会因此而使商人丧失独立自主的选举权。揆诸史实,这一时期众多商会的选举,除极个别特殊事例之外,都是在官方监督下由商人独立自主进行的。如果官方有意控制商会,并且显然这是一个干预控制的绝好契机,但事实上党政当局也只是依据《人民团体整理办法》确定了商会整理方案,并对整理过程进行监督,而各项具体整理举措以及最后的选举,仍然都是由商人自身予以实施并完成的。在各业商人普遍盼望尽早结束改选纠纷,使商会能够正常发挥应有作用的情况下,党政当局的介入帮助商人达成了这一愿望,因此不仅不应受到指责,而且应予适当肯定。 
  还有一方虽未直接卷入这场纠纷,但却与纠纷存在较密切关系,可称之为纠纷中隐性一方的是地方报纸,尤其是当地颇有影响的《益世报》《大公报》,在这场纠纷中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与影响。从纠纷初始发生到逐步发展演变,直至最后的选举,包括不同时期党政当局的态度和意向,报纸都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全程报道,足以帮助社会各界人士了解这场纠纷的来龙去脉,使之成为当时令人瞩目的一个公共事件。纷争双方的诉求、论说以及其它各界意见,均在报纸上详细登载,较为平等地为双方供了一个公开争论的平台。《益世报》还曾专门开设专栏,发表各界人士对这场纠纷的看法与见解,供纷争双方参考借鉴。可以说,在这场纠纷中有影响的地方报纸较充分地发挥了作为公共舆论机关的作用及影响力。 
  责任编辑桂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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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皇家寺庙的护法神

  从陈设档的记载情况来看,几乎所有的皇家寺庙都有护法神。溥仁寺、溥善寺、普乐寺、普宁寺、普佑寺都以供奉四大天王和韦陀、哼哈二将为主;殊像寺以哼哈二将和四天大王为主;须弥福寿之庙东西山门以及群楼顶的四解楼均有护法神;普陀宗乘之庙护法神比较多,山门殿内供奉三尊木雕护法神,宫墙两侧中间的东西山门亦各自供有一尊护法明王,群楼内也有,其中以权衡三界的吉祥天母为代表。 
  1、什么样的神是护法神 
  护法神不是佛教本有神灵,大部分来源于古印度婆罗门教,不同地区的佛教都有该地区人们信奉的鬼神加入其中,护法神来源多途,其成份也很复杂,有的原为善神,但多数为凶神、恶神。佛教这样的大门接收这些外来神作为护法,主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借以宣传佛法无边,具有教化众生使之改恶从善的功用,二是壮大自己的势力,帮助维护佛教正常顺利发展。护法神来自世俗,他们在佛教里的地位也未脱离尘世,仍居“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之内。 
  2、藏密中的护法神具有三个重特点 
  一是队伍庞杂,来源复杂,当然主是古印度的,但西藏、蒙古等地原始信仰神灵加入的也不少;其次藏密护法神不仅充当守护佛教的职责,还负责保护众生,具有息灾、增益、敬爱、降伏等四种济世功德,正因如此,藏密护法神同佛菩萨一样受到信众膜拜;其三,护法神形像及风格独具特色,一般都是多面多手,或坐或立,千姿百态,大多数以鸟兽为坐骑,这些特征带有护法神一定的原始特性,又都被赋予了新的佛教象征意义。 
  3、护法神类别 
  在康熙所修的两座寺庙即溥仁寺(前寺)、溥善寺(后寺)里,陈设的护法神主有四大天王和韦陀。乾隆修的其余十座寺庙里护法神就多了,普宁寺有四大天王和韦陀,还有财神;普佑寺有哼哈二将,还有北方多闻天王和韦陀;罗汉堂、普乐寺有四大天王,殊像寺也有四大天王,前殿还有哼哈二将,是站像;须弥福寿之庙东西山门为黑白财神;普陀宗乘之庙有大黑天、吉祥天母、还有密集金刚、上乐王佛、大威德金刚等。此外还有明王和明妃,也就是平时我们所说的欢喜佛中的一个类别。 
  4、重点护法神介绍 
  黄财神是四大天王中北方多闻天王分化出来的。因为多闻天王身兼司财之性能(功德),藏密特将他的这一性能单独塑造一种形象,并重新命名。藏语称他为“赞布绿”,又叫“布绿金刚”,因其颜色呈黄色,所以称为黄财神。其形象是身色金黄,头戴花冠,头顶有发髻,嘴角有两撇胡须,下部又有一周短须。全身不著甲胄,上身袒露,下身着裙。左手抱一只大猫鼬,鼬嘴里含着宝珠,象征吐财宝。他两腿弯曲安乐坐姿,坐莲花座上。左脚踏一只白色海螺,象征他能入海取宝。藏地民间对他十分崇拜,有如汉地财神(赵公明)等一样的地位和影响。 
  黑财神是古印度财神(梵名库别拉)演化而来的。藏语称他“赞布绿那布”,意即黑财神。他的形象很简单,身体呈青黑色,一面二臂。面部有三只眼,头顶饰火焰,是愤怒的象征。全身赤裸,脖子上挂着一条蛇索。左手抱一个大鼠鼬,象征拥有财宝;右手托一个骷髅碗,象征幸福。他两腿弓立,右腿伸,左腿屈,足下踩一个俯卧的裸体男人。 
  白财神是藏密中又一个司财之神,藏语称“赞布禄嘎尔布”意为白财神。因为他以龙为坐骑,所以又称骑龙布禄金刚。这个财神与黄财神、黑财神稍有不同,完全是忿怒形象。头戴五骷髅冠,头顶有象征愤怒的火焰。三只眼,张着大嘴,左手持三股戟,右手拿一根短棒。有时是两手置胸前,拿绳索。他坐在一条龙身上,为舒坐势。龙张牙舞爪,头尾高高翘起。龙有四脚,前面右脚踩一个圆形物,应当是与他职司相关的财宝。这位财神在喇嘛庙里也较常见。 
  大黑天是梵语“玛哈嘎拉”的意译,又译为“救怙主”。藏语称“贡保”。原是古印度的战神。进入佛教后,颇受密教崇奉。藏密说他是观世音菩萨显化的大护法,东密说他是大日如来降伏恶魔所现的愤怒药叉形象。位居诸大护法神之首。在藏密中,他既是护法神,同时也是密宗修法所依止的重本尊。 
  大黑天在密教里受到重视,原因是他具有四种特性,也就是四种保护众生的功德。其一,相传他有无量鬼神眷属,他们都长于飞行和隐身,能在战争中保护那些祈求的众生,所以被尊奉为战神。其二厨房神,他能保护众生食物丰足。其三,相传他与他的眷属七母天女,能赐予贫困者福德,故又有福德神之称。其四,相传他常守护亡人坟墓,故又得名冢间神。 
  大黑天的形象藏密与东密所奉有所不同,区别只在各自的艺术风格上,形象特征几乎一致。在藏密中他的形象有多种,常见的有二臂像、四臂像、六臂像。因这三种形象各有特色,且各自供奉也很普遍。 
  吉祥天母原是婆罗门教命运财富美丽之神,在印度颇受信奉。因其施财散布吉祥有功德于众,故称功德天。在藏式寺庙里是她是一位愤怒的女神,唐时土蕃松赞干布建大昭寺专门请她作护法,成为拉萨城的守护神。 
  吉祥天母的形象最常见的是身蓝色,头戴五骷髅冠。头顶为桔红色,头发竖立,表示愤怒。发上面有半月,表明她的方法是无上的。面部三目睁得圆鼓,大嘴如盆,露出两颗虎牙。身上法物也有含义两耳以动物作耳环,右边耳环为狮子,象征听佛道;左耳环是蛇,是愤怒的记号。脖子上挂着两串人骨念珠,上身着人皮,据说是她亲生儿子的皮,身披人皮表示大义灭亲;下身披虎皮。她脐上有太阳,象征智慧。左腰间有个令牌,记着谁该扒皮。五十颗人头组成的项链表示一切经法俱全;她侧身坐在一头骡子身上,两腿张开,赤脚,骡子的屁股上有一只眼睛。左手拿着盛血的人头骨碗,象征幸福。右手的拇指和其余四手指彼此按着,是愤怒的印记。她座下是一张女人皮,女人的头还倒挂在骡子左侧,头发垂地,象征异教徒已被她降服;荷包里的剧素能将破坏佛法的人置于死地。她身上的坐骑、毒蛇、血液象征她闯过天地人三界,因而又有“三界教主”之称。 
  其它一些护法神,如诸天鬼神。严格地说,他们不属于正规的佛门人物,是掌管一方的天神,他们的地位很低,相当于人间的帝王将相贵戚宦官,没有超出三界,仍在众生之列,他们与众生的区别在于他们有一些神通力量,所以他们才被佛教吸收为护法神。诸如十八伽蓝神;天龙八部;二十四诸天;关帝等。 
  参考文献 
  1《承德古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年1月. 
  2《避暑山庄与外八庙》,中国旅游出版社,1993年12月. 
  3《西藏佛教密宗艺术》,李冀诚、顾绶康,外文出版社,1991年. 
  4《藏传佛教造像》,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年5月. 
  5《中国藏密圣象解说》,马吉祥、仁青加布(藏),书华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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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基层党建工作的几点思考

  党的十八大指出,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这对加强基层党建工作出了更新更高的求。多年来,云山农场党委紧扣发展主题,坚持抓基层、打基础不动摇,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农场各级党组织工作基础进一步夯实,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增强,广大党员干部服务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高,有力地促进了农场经济社会较快发展、社会和谐稳定。 
  一、明确目标,强化责任,把基层党建的基础工作打牢固、夯坚实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垦区上下步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快车道,农场也处在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作为基层党组织,自觉肩负起抓党建促发展的职责,牢固树立“不抓党建就是失职、抓不好党建就是不称职”的理念,不断打牢基层党建工作基础。 
  1.围绕中心,服务科学发展大局。基层党建工作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推动中心工作,离开中心工作搞活动,就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党员干部不会赞成,群众也不会响应,活动就没有生命力。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依法治国,这既是国家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垦区上下把握大势、保持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战略机遇。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们必须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把党建工作与中心任务融合起来,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引导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积极投身于各项任务中来,使基层党建工作成为推动农场跨越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人民群众、加强基层组织的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 
  2.立足根本,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是开展党建工作的重目标之一,善于抓住契机,力促基层党建工作上水平、上台阶。坚持分类指导,紧密结合社区、学校、医院、管理区等各领域各行业的特点,创新活动载体,打造活动品牌,引导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立足岗位,创先进、争先锋。坚持方法创新,切实加强党员队伍教育管理,进一步扩大党建工作覆盖面。 
  3.突出重点,立足本职创先争优。做好基层党建工作关键体现在本职岗位上争先进,在日常工作中创优秀,符合实际需,化为实际行动,取得实际效果。作为基层党组织,带领干部职工围绕本单位的工作职责、工作任务,争当先进单位、创造优秀业绩,不断升党组织战斗力和凝聚力。创先争优活动,把每天从事的工作做得更好,在自己的本职岗位创造优秀业绩,争当先进工作者,不断升党员的责任意识。同时,经常深入群众中间,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意愿,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群众在党组织和党员兑现承诺中得到实惠。 
  二、高认识,狠抓落实,把基层党建的重点工作落实到位、推动到位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需,基层党组织必须下大气力、下真功夫狠抓责任落实、典型选树、载体创新三个着力点,使基层党建工作更加富有活力、富有效率、富有成效。 
  1.高责任意识,抓好责任落实。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实践证明,我们所取得的点滴成绩,都是狠抓落实的结果;而存在的许多不足,正是抓而不实的后果。目前,基层党建工作存在的主问题是抓落实不够,有的单位工作有思路、有措施、有载体,就是没有抓好落实。为此,我们勤抓落实,自觉做到认真负责,深入实际、靠前指挥,带头实干、勤抓督查,主动为职工分忧、为群众谋福。敢抓落实,不回避矛盾、不推诿责任,在克难攻坚中推动落实;敢于较真,对确定的目标和任务紧抓不放、锲而不舍,坚持一件事情抓到底、一项工作抓出头,真正抓紧抓实抓出成效。善抓落实,正确把握发展趋势,自觉按客观规律办事,注重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善于运用政策措施和创新工作机制推动落实,高抓落实的能力和效率。 
  2.高示范意识,抓好典型选树。发现、培养和推出先进典型,是党建工作的重点。无论在党员、干部、领导班子还是基层单位方面,我们都注重发挥先进典型的作用,做到典型引路,用典型去推动工作。在典型选树方面,各基层党组织本着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原则,深入推进领导干部下基层调研,善于从基层中选树一批立得住、叫得响、带动力强、影响力大的典型,进一步营造学习典型、赶超典型、争当典型的良好氛围。结合各类载体活动的开展,发现和培养出更多、更高级别的先进典型,对现有典型精心呵护,倍加关心,大力支持,努力推介,真正把典型树起来、推出去,使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3.高创新意识,抓好载体建设。好的活动载体,是激发基层党组织和党建工作活力的重手段。作为基层党组织,认真总结基层党建工作中(下转57页)(上接55页)的好经验、好做法,增强创新意识,巩固完善已有的活动载体,大胆实践创新,结合实际搭建好党员发挥作用的平台,开展好基层党建工作。紧紧围绕党建目标工程,结合管理区、居民委、机关、等各领域的特点,不断创新和丰富、拓展活动载体,引导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立足岗位创先进、争先锋,通过创新载体,虚功实做,创造性地开展党建工作,有效地引导广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经济社会发展建功立业,打造一个亲民、爱民、为民办事,党群、干群关系密切,群众拥戴的党组织。 
  三、讲究方法,创新机制,把基层党建工作制度健全好、完善好 
  基层党建工作任务繁重、千头万绪,大力改进工作方式,创新工作方法,把基层党建工作机制健全好、完善好。 
  1.严格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坚持“用责任制管责任人、用责任人带一班人”的工作思路,认真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形成“书记抓、抓书记”、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健全完善承诺、述职、评价、问责“四位一体”的党建工作责任体系,坚持定期开展党组织书记述职测评活动,强化基层党建工作实绩考核和结果运用,切实增强各级党组织负责人抓党建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2.不断健全党建工作考评机制。党建工作重在建设,贵在落实。积极探索和建立党建工作考核评价体系,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党建工作,用正确政绩观衡量党建工作,在落实党建工作中检验和考察干部。把党建工作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考核评价范围,把党建工作的考评结果作为评价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工作实绩的重内容,进一步激发领导干部带头抓党建工作的热情和责任感,以此促进农场党建工作总体目标的顺利实现。 
  3.积极完善干部人事选拔机制。高度重视人才工作,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标准和“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大力推进公开选拔、民主选举、竞争上岗等竞争性选拔干部的方式,进一步高选人用人公信度,拓宽选人用人渠道,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形成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建设一支能够“想大事、干大事、干成事”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以“政治思想好、办事公道、群众公认”为基本原则,不拘一格选用人才,选派年轻干部到基层一线挂职锻炼,磨炼意志,丰富经验,升能力。通过选送干部外出学习和自办培训班等途径,高干部队伍的政治、业务素质,增加法律、金融、历史及市场经济方面的知识,并在实践中加强对青年干部的锻炼。扎实开展“公推直选”工作,真正把基层党组织书记的推荐权交给广大党员群众,把更大的选举权交给全体党员,进一步高选人用人公信度,激发党员干部谋事创业的激情与活力。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党调查民意、掌握民心、紧密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新形势下,只有不断加强基层党建工作,不断高党的基层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影响力,才能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重作用,才能无愧于人民的信任和组织的重托。 
  (编辑/李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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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探究

  跨国公司投资在加快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功不可没,但不能过度依赖,应给予其正确的定位。本文由深圳“212年跨国公司中国峰会”的召开引发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思考,概括描述了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现状,并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原因和新趋势出发,分析了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双重影响,同时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跨国公司 FDI 新趋势 双刃剑 
  212年6月28日,“212年跨国公司中国峰会”在深圳举办,杜邦、艾默生、三星等世界五百强与中国五百强55名企业领袖出席了峰会,围绕“中国持续性开放战略与跨国公司中国再发展”这一主题发表演讲、展开讨论。此次峰会介绍了我国利用外资情况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举措,并就212后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跨国公司在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跨国公司在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中的定位、角色和抉择,以及跨国公司如何适应变化,完成转型升级等议题进行专项研讨。因此,在此背景下研究跨国公司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2世纪8年代以来,国际投资的兴起和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是国际经济活动中引人注目的新现象。对外直接投资(FDI)大多由跨国公司主导。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积极推行改革开放,不断升对外开放的水平,为引进外资创造一系列的优惠条件。与此同时,全球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活动异常活跃,中国吸引外对直接投资的能力不断增强,FDI持续不断增加。据商务部统计,中国每年实际利用FDI从199年的34.87亿美元增加到212年的1117.16亿美元左右,表明今后跨国公司对华投资仍然具有保持较大规模和继续扩张的潜力。 
  3年来,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由最初的“投石问路式”的合资、合作模式到现在热衷于独资经营。这主是由于我国对外开放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外商投资的软环境得到巨大改善,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为了兑现入世承诺,市场和相关行业进一步放开,为跨国公司的进入创造了有力的内部环境。数据显示,212年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4925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17.16亿美元。由此看来,在全球经济疲软,跨国公司对发展中东道国投资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市场依然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首选。 
  二、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的原因及新趋势 
  (一)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的原因 
  1、对中国市场的“路径依赖”效应。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投资形成的“路径依赖”,丰体现为跨围公司个体最初对于中国市场投资的选择,可能只是一种偶然性的抉择,但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发展成长,这种抉择就逐步显示了其正确性。 
  2、经济全球化的客观求,资本的跨国际流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跨国公司在促进各个国家的经济交流中发挥着重作用。资本是一种重的资源,资本的跨国际流动,有利于跨国公司成本的最小化,利润的最大化,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3、我国深化对外开放的内在求,利用外资和技术发展经济。1992年,我国初步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引进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既是我国深化对外开放的内在求,也是利用跨国公司的“鲶鱼效应“,激活我国市场经济。同时,通过学习跨国公司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利用外来资本升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树立国内企业学习的榜样和发展的方向。 
  (二)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的新趋势 
  1、独资化趋势日益明显。随着中国市场的熟悉和中国加入WTO市场本身的成熟,跨国公司正改变着进入我国的途径,以往的合资途径逐渐让位于独资,大型跨国公司竞相进入中国市场,新建独资企业 。据统计,截至212年5月,中国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74.8万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超过1.2万亿美元,覆盖了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大多数领域,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为保守其商业机密和维护其行业垄断优势以及便于其全球化经营战略的实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越来越倾向于独资经营。 
  2、加快本土化进程,日益注重设置本地研发机构。随着我国市场容量的不断扩大,地位的不断上升,跨国公司开始实施本土化战略。从产品品牌的本土化、生产制造本土化、营销方式本土化到采购以及人力资本本土化等。此外,从2世纪9年代后半期起,跨国公司加快在我国设立研究开发机构的步伐。目前,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已有1多家,从研究开发机构的产业领域看,主集中在电子信息、通信、生物等高技术领域和汽车、化工等市场规模大、附加值高的制造业领域。 
  3、加强对我国的经济渗透和垄断。跨国公司与新殖民主义是孪生兄弟,有其一,必有其二。据国家相关部门发布的《在华跨国企业限制竞争行为表现及对策》披露,跨国企业在中国感光材料市场的占有率高达8%以上,国内操作系统软件市场基本由国外软件所垄断,微软(中国)公司的桌面操作系统软件的市场占有率高达95%。瑞典利乐公司控制着中国95%的无菌软包装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既扩大了自有品牌的范围,也冲击和扼杀了我国民族产业的品牌。种种迹象表明,跨国公司对我国有经济渗透和加剧垄断之嫌,值得我们警醒。 
  三、跨国公司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对我国经济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主体现在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对外贸易、经济主权等领域。毫无疑问,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是一把双刃剑,既给我国带来积极影响,也给我国经济发展消极影响。但总的来说,机遇多于挑战,好处多于坏处。 
  1、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削弱政府产业政策双重作用。一般而言,在投资项目上,大型跨国公司大多选择进入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正在发展的产业,从而大大地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时,跨国公司的流入促进相关产业向上升级,使我们从产品的加工生产到进入国际市场,从技术水平到经营管理都得到全面高。然而,跨国公司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经济体,其投资战略并不完全与政府产业政策相符。研究表明,跨国公司热衷于投资的领域往往是我国政府产业政策控制或限制的领域。跨国公司背离产业政策,使投资过于集中于东部和某些弱势产业。这不仅拉大了我国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也挤压了我国民族产业的生存空间。 
  2、技术溢出效应和技术逆向扩散效应并存。我国企业在同跨国公司合作的过程中,会逐渐学习到跨国公司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又会高当地人才的素质,使知识和技术在当地扩散,传递到其他企业而产生的间接影响,即技术溢出效应。Wang和Blomstrm通过博弈模型证实,技术溢出促进了当地企业的技术进步,缩小了技术差距,从而减少了跨国公司子公司的利润。但是,跨国公司来华投资也会造成“逆向技术扩散”效应。跨国公司因其优越的条件成为我国大量高科技人才追求的理想就业场所。我国人才进入跨国公司,会大大削弱我国企业的科研能力,会无形中导致我国企业的新技术向跨国公司逆向扩散。长此以往,由于“逆向扩散效应”的存在,我国企业的技术优势不增反降,会极大威胁我国企业的生存地位。 
  3、扩大外贸规模和加剧“低端锁定”效应双重作用并存。我国近十年来的进出口贸易额的大幅度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子公司进出口的快速增长,其子公司的进出口在全国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总所周知,目前“中国制造”的商品充斥全球市场,我国已然成为“世界工厂”。然而,今天的“世界工厂”却并不值得骄傲,我们需保持清醒的头脑。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仍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最好的也不过是高端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同时,还会带来污染梯度转移。因此,跨国公司绝对不可能会直接推动我国产业进入高端领域,相反,往往会产生“低端锁定”效应。 
  4、升总体经济实力和威胁我国经济安全并存。改革开放后,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力度,不断吸收外商投资。经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12年我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519322亿元,比上年增长7.8%。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世界主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继续上升。然而,跨国公司在推动我国经济实力快速升的同时,外资对我国经济的增长效应被夸大,外资使用成本偏高,威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我国转移的是国内已经被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低端产业,不仅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安全,而且极大地损坏被投资国的生态环境,威胁我国的经济安全。 
  四、应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策略 
  1、加强政府政策导向,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1987年,原国家计委等部门制定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改善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进行政策引导。跨国公司投资通过引发东道国企业的模仿、激起竞争,建立与东道国企业的联系和推动人力资本的流动,促进了东道国的产业升级。新形势下,充分发挥《规定》和《目录》的指导作用,根据科学发展观的求,改变FDI投资方向,加强政府政策的导向作用,努力破除跨国公司的“低端锁定”效应,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注重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能源资源节约等。 
   2、融入国际产业链条,高产品的附加值和科技含量。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或是为了利用廉价劳动力资源,或是为了占领中国市场。而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与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是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和技术转让的根本动力。但是,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目的不是推动我国转向更高产业链,而是极力扼杀高端产业,造成“低端锁定效应”。因此,我国企业应积极融入国际产业链条,不能满足跨国公司的“剩菜剩饭”,而是转变发展思维,利用跨国公司的技术和经验,升自身产品的附加值和科技含量,争取与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平起平坐。 
  3、加强市场监管力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目前,我国对跨国公司的监管存在严重的缺位。改革跨国公司投资监管机制,从二元监管走向三元治理,即由政府和市场监管向政府、市民社会和市场监管转变。跨国公司通过产业竞争优势不断压缩我国内资企业的生存空间和利润空间,并占领和控制国内市场,抑制民族企业和幼稚产业的发展,使我国产业无法形成完整的体系。据国家工商总局调查.电脑操作系统、软包装产品、感光材料、子午线轮胎、手机等行业,外资均占有绝对垄断地位.而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外资公司的产品已占据1/3以上的市场份额。因此,必须加强市场监管力度,破除跨国公司的绝对垄断地位,保护民族品牌免受强力打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4、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协调外资政策和产业政策。跨国公司投资我国相关产业目的是与追求垄断地位密切联系的。因此,我国必须通过法律手段对跨国公司的在华垄断行为进行限制。28年8月1日,酝酿多年的《反垄断法》 开始正式实施,与我国《企业兼并法》、《产权交易法》共同构成规范跨国公司垄断行为的法律体系。对我国完全缺乏竞争力、存在明显规模经济和学习效应、溢出效应不明显的行业,以市场换技术,并采取多元化引资策略,避免行业垄断。而对我国已经具备一定竞争力或学习效应、溢出效应比较明显的行业,在不违背WTO规则的前下,限制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 
  五、总结 
  跨国公司凭借其技术优势、管理优势、资金优势、全球布局和文化优势等整体优势,使其在全球竞争中居于主动地位。我国应在把握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机遇下,充分发挥其在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对外贸易、经济主权等领域的积极作用的同时,鼓励并引导国内企业注重引进和学习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全面升自身素质,为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壮大与充分涌现国际市场做好准备。 
  参考资料 
  1陈晶瑛 《论跨国公司的主经营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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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孟尝君列传》及《魏公子列传》看《史记》文史交融之美

  一、谋篇布局 
  (一)详略得当,剪裁精心 
  详略得当,剪裁精心是司马迁谋篇特色;繁简有序,娓娓道来,见波澜迭起的风格发轫。《魏公子列传》除传主外,栩栩如生地描绘了谋士、魏安釐王、平原君、如姬、晋鄙等人,枝叶繁杂却无累赘,可见作者谋篇功底。浓墨重彩叙述信陵君与隐士交往,窃兵符击晋鄙,环环相扣,写足隐士侯嬴的深谋、忠贞,点明“今日嬴之为公子亦足矣”的分量;又用侯嬴为代表点明信陵君养食客的关键作用。写毛公薛公则寥寥数语,知信陵君扭转叛魏留赵的尴尬局面,又在魏生死存亡时作出立足未来的抉择。梁启超列《魏公子列传》为《史记》十大名篇之一,“肃括宏深,实叙事文永远之标范”,确实其谋篇布局、脉络架构有不朽之功,值得后人撰文写事不断琢磨。 
  (二)首尾呼应,细节伏笔 
  首位呼应,细节伏笔的运用使司马迁文添神韵;见微知著,以小见大的视角又开拓了史家写人叙事之思路。《孟尝君列传》中庶生不吉的孟尝君如何承爵显名?司马迁描摹了其与父的两个对话其一,三个设问两个回答志向远大的回答,奠定了在其父心中的地位。其二,三种设问两种质疑,抓住其父心事又彰显对家族未来的远见,当为承爵之不二人选。另一侧面看,这段早期描述已点明孟尝君童年坎坷、睥睨桀骜的性格由来,为其之后行事做派埋下了伏笔;也折射了孟尝君养士为利益需而非真正懂得士的诉求抱负,可谓是见微知著,细节彰显。 
  二、语言艺术 
  (一)对症下药,切中害 
  对症下药、切中害的语言艺术是战国时代奇雄竞出的产物,司马迁也着力以代表性的语言展示波澜壮阔的大变革风貌。一则劝谏诤言时情、理、义交融,使人不得不纳。如平原君使者向信陵君求援,短短六十八字看似感人泣下,实则从名声道义、从伦理亲情,指责了信陵君的里外不作为,逼得信陵君采取以卵击石,“与赵俱死”的手段。另则诋毁讽刺时每每兵不血刃,招招害。写孟尝君在秦为相不得信任“孟尝君贤,而又齐族也,今相秦,必先齐而後秦,秦其危矣。”撩动秦昭王多疑的心弦,使孟尝君辨无可辨,可见小人阴毒的杀伤力。无独有偶,写信陵君在魏安釐王时受猜忌,用亲近醇酒妇人来自保自毁,只是这次使反间计的变成了秦王。怎不令人长叹,历史相似而充满了讽刺,命运翻云覆雨手就是那样神奇! 
  (二)哲思渗透,价值穿插 
  司马迁写人物语言,除了注重剪裁的典型性,还能利用客的言论渗透作者的价值取向。写世态炎凉,有冯谖一句“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写戒骄、厚德,有客说信陵君“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愿公子忘之也。”两句皆字字珠玑,见解深刻而说理浓厚,是战国策士擅用的论辩手法,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士人处世原则。中华文化第一个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之际诞生了变革式的思想成果和价值取向,司马迁对于其中的精华糟粕自有取舍,独到的价值判断潜藏在张弛有度的语言中。 
  三、史家之见 
  (一)执笔公允,褒贬寄寓 
  执笔公允,笔力千钧,“不虚美,不隐恶”是《史记》得以不朽于千年史传之林的重原因。秉直记载和人物长廊中如何寄寓褒贬、描绘善恶,以孟尝君和信陵君中窥得一斑。《魏公子列传》太史公尊称信陵君“魏公子”一百四十七处,礼遇谋士中串联铺陈助魏王宠妃复仇、为杀大将哀泣等,折射信陵君威立天下绝非偶然,而真真有其尚贤纳谏、重情重义的人格魅力。同时,司马迁也不拘于塑造完美无缺的人物,同样书写了信陵君曾“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见魏受难而不愿援救, “有敢为魏王使通者死”等,不掩饰信陵君得势后骄矜自负、兄弟不顾国难等,可谓执笔公允,不徇私包庇,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批判价值。 
  (二)史学判断,人本意识 
  观点鲜明洞彻,评论独具慧眼,太史公的史家之见既承《春秋》“微言大义”之风,又开创了其独有的史官笔法。牛运震评“太史公论赞,或隐括全篇,或偏举一事,或考诸涉历所亲见,或征诸典记所参合,或于类传之中一人以例其余,或于正传之外摭轶事以补其漏,皆有深义远神,诚为千古绝笔。”《孟尝君列传》与《魏公子列传》结尾同样写逝后封地情境,功过却高下立判。二人皆养客闻名,而性格和出发点迥异,造就其养士风格和作用亦相径庭,是作者人本史观的有力体现。历史是严谨的不容亵渎的,而人的认知则是能动的不断前进的。司马迁修《史记》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七十列传旨在“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一开始就树立了透彻古今的宏伟志向和高远超拔的历史眼光。一部煌煌巨著,名篇佳句俯拾即是,然而余最爱《魏公子列传》,同时以《孟尝君列传》作对比探究,颇有收获。文史交融,情韵并美,当击节称赞!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211. 
  2班固.汉书M.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3吴缜.新唐书纠谬M.中华书局,1985. 
  4梁启超.饮冰室全集M.中华书局,1989. 
  5郭丹.史传文学文与史交融的时代画卷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6顾竺.读史记·史记十大名篇解读M.华文出版社,27. 
  7牛运震.史记评注M.三秦出版社,211. 
  8张新科.<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及其意义J.文学遗产,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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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物业管理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一、高校物业管理的含义和特点 
(一)高校物业管理的含义 
高校物业管理是社会物业管理下的,依据高校物业的特殊法律关系和高校本身特殊使命的物业管理。依据物业管理的定义,高校物业管理是指专门的管理部门、机构受学校和师生的委托,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及合同、契约规定,运用现代管理科学和先进技术,通过经济手段对物业实施统一的专业化管理,并向学校或师生供全方位、多层次的综合服务,在服务中进行相互沟通与交流,从而构筑一种和谐、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推动学校整体进步。高校物业管理是一种集管理、经营、服务、教育为一体的系统工程。 
具体而言,高校物业管理可分为教职工生活区的物业管理、学生生活区的物业管理和教学区的物业管理。就其管理服务的内容而言,包括房屋及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管理及房屋维护与维修、庭院绿化、道路及水、电、暖等管理与维修;综合服务包括辖区内的治安、环境卫生、生活服务等。另外还可以根据师生的特殊需,供其他专项、特约、代办等多种服务,开展有益于师生的商业服务项目。 
(二)高校物业管理与社会物业管理的区别 
高校的物业具有物业的普遍性,同时又具有其特殊性,决定了高校的物业管理与社会物业管理具有相同之处,又有所区别。 
首先,机构设置不同。高校物业管理机构通常是后勤集团下属分公司,但又受学校管理部门的指挥,只供常规性的公共服务;社会物业管理则跟房地产公司挂钩,服务范围更宽,服务对象更广。 
其次,企业行为性质不同。除少数高校是通过竞标获得物业管理经营权外,大部分是以契约方式委托后勤总公司管理,更为重的是管理体制正由行政福利性管理转向市场化、专业化、社会化的现代物业管理。而社会物业管理是企业行为,商业活动。 
最后,资金来源不同。高校物业管理经费基本上是学校按照社会物业管理计费方式或事业单位经费划拨方式划拨;而社会物业管理是按照物业管理条例规定的管理标准,结合行业和物价因素直接向业主收取。 
(三)高校物业管理的特点 
高校物业管理在遵从物业管理普遍原则和求下,具有自身的特点 
1.高校物业管理是基于《物权法》和《物业管理条例》规制求和市场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建设和发展的物业管理类型之一。 
2.高校物业管理必须服务于教育主体在教书育人中的目标求,满足物业本身相关联的不同主体在教学、科研、学习、生活中的权利需求。通过服务性互动促进教学科研的发展,进而高经济效益。 
3.依据不同的物权,建立不同物业管理体制和模式,实现分类管理,细化管理和服务目标。明确私有产权和公有产权物业管理范围,对现实中产权相互交叉物业的管理和服务关系进行明晰。 
4.高校物业服务和管理必须结合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规范,制定和规范高校物业管理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物业管理企业的选择和合同签订必须以能够适应学校特殊求为原则,在结构的设计和机制建立及运行中,发挥不同主体在物业管理中积极的监督作用。 
二、高校物业管理现状 
高校物业管理现已初步形成,有了专门的机构、专业的队伍,也有一定的服务范围,初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具有高校自身特色的管理服务体系,服务质量较过去有了新的高。但在管理体制、运行模式、服务范围、服务职能上,各高校又并不相同。现存的高校物业管理主有以下形式 
(一)沿袭事业管理的物管企业 
成立了物业公司或物业管理中心,但完全还是事业型管理,这种情况的物业管理企业在高校中较为多见。这类物管形式已经走出了酝酿的阶段,萌芽出来了物业管理企业,但从学校决策者到业者的头脑尚未形成物业管理概念,这类物管企业往往涉及了一定的物业管理职能,但还没有物业管理合同,也没有业主公约和业主委员会;在管理上,学校对其也是按照一个处室来对待。 
(二)半企业化的物业管理 
同时具备企业和事业“双重性格”,这种情况在高校中较为普遍。有的物管机构已是一个企业,取得了独立法人资格,但只能像原来的后勤处,学校尚未将所有属于物业管理的职能归整,因此物业管理企业还不健全。学校对物业管理的收费进行贴补,这种带有福利性质、价格很低、只能勉强维持基本运转的物管方式,达不到高标准求。这些半企业化的物业管理企业一般不具备走向市场的条件。 
(三)完全企业化的物业管理,走出高校,占领校外市场 
这类高校中的物业管理企业是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排头兵,往往成立较早,学校给予足够的政策,外部市场环境好;同时,从业者有敏锐的头脑和市场开拓精神。但是,由于大部分高校的“自我保护”政策,这种模式较少。 
(四)引进社会专业物业公司,部分实行标准化物业管理 
学校一般是将新型的办公区域或学生公寓交给专业物业管理公司,实行较为规范的物业管理,保持其干净、整洁、安全的环境。但这种管理由于比较单一,主靠行政拨款来启动物业管理工作的运行,物业管理的好坏取决于行政拨款的多少。这一模式在全国高校的物业管理中也占有一定份额,而且呈逐步上升趋势。 
三、高校物业管理存在的问题 
高校物业管理由于起步较晚,加上本身是由后勤转型而来,因此,在体制、管理模式和管理过程中还存在不足。 
(一)物业管理实体的法人地位不明确,物业管理体制转变不完全 
高校物业管理现行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仍然存在政企不分、责权不明的现象,在资产占用、受益分配和行政决策等方面依然带有长官意志和行政色彩。后勤资产界定不明晰、固定资产存在形式模糊,物业管理实体只有使用权、经营权,没有所有权,因而也就无从谈起进入市场和真正的自负盈亏,也就无法实行真正意义上的物业管理市场化、社会化、专业化与规范化。 
(二)管理服务观念落后,管理人员知识老化
  由于高校物业管理大部分是由原来的后勤转型而来,很多管理人员还停留在原有的行政管理上,“服务第一、用户至上”的观念比较淡薄,其市场知识、市场运行经验和方法不足。无论是由物业管理公司,还是高校后勤集团实体参与的高校物业管理运行机制,都存在着重效益、轻管理和服务的现象,淡化了高校物业育人的特殊求。 
(三)物业管理服务价格体系不完善 
随着物业管理社会化改革的不断深入,逐渐出现了许多深层次问题,物业管理的服务价格问题就是其一。首先,市场交易原则难以确定物业管理服务收费价格,而采用行政办法制定了更多的价格,学校与物业管理实体通过讨价还价后,指定的物业收费标准依据不充分,标准不科学。其次,学校与物业管理实体在定价依据的认识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学校没有真正意义上资产剥离,物业管理实体也就没有履行资产保值增值义务,双方认同合理价格很难形成。其三,在师生员工的头脑中长期存在的福利性质的物业管理服务意识,是调整合理物业管理服务价格的强大压力。物业管理费标准低、收缴难度大,使社会化物业管理资金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 
四、加强和完善高校物业管理对策 
国家在高校推行后勤社会化改革,主在于减轻学校在后勤上的负担,高后勤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改善师生的学习、工作、生活环境,逐步从学校办后勤改为规范的实体办后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物业的管理、修缮、服务的唯一出路就是改革。 
(一)理顺物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引入物业管理模式,旨在对物业实施专业化的管理和经营,通过对高校内部特定的市场、特定的消费对象的全方位、多层次的有偿服务,形成具有高校特色的物业管理模式。首先,需从改革原有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入手,将原隶属于物业管理范畴的资产、人员等成建制地从行政管理系统中规范分离出来,组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并到工商管理部门正式登记注册的物业管理企业,不再按高校下属行政组织管理。其次,需将原有服务区域内的经营点、商业点等以租赁等方式同步划入物业管理公司,以增加其造血和发展能力。再次,学校住宅区的教职工作为业主,应按标准交纳专项维修资金,设立专门的账户,专款专用。同时,成立住宅区业主委员会,由业委会代表业主与物业管理公司商谈具体的服务求、内容和标准及应交纳的物业管理费并签订合同。最后,学校的其他区域也按区分所有权交纳专项维修资金或签订维修合同,并支付相应的物业管理费。而学校应将主精力放在如何加强监督服务质量上。 
物业管理公司应严格按照企业化管理,高运行机制,建立一套完整的、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工作标准和服务程序,主动接受校方和师生员工的监督,并以此作为自己规范化经营管理的重条件之一;坚持以服务为本,根据师生员工的消费层次,开展多元化、多层次的有偿服务,弥补物业管理经费的不足,充分体现高校物业管理的商品属性和教育属性。 
(二)培养高素质物业管理人员,高物业管理水平 
高校物业管理作为一个新兴行业,对物业管理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业务技术素质、文化素质、身体心理素质的求越来越高,需通过素质教育、岗位培训、技术考核等形式来培养一批懂专业、会经营、善管理的管理人才,并投入资金从校外引进专业人才,高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和服务意思,通过机制转换和专业部门利益调整,做到优胜劣汰,打造优秀物业管理队伍,以增加企业的竞争力。 
(三)营造适合高校物业良性发展的社会氛围 
物业管理是一项具有社会功能的行业,有相应的社会功能和社会目标。而且,高校物业管理是一项新生事物,它的企业化运行离不开政府和学校的政策扶持。一方面,各级政府部门创造必的条件,支持高校物业管理健康发展并承担相应的社会职能,如在土地使用、财政金融信贷、税收减免等方面给予优惠。另一方面,学校从改革大局出发,在各方面给予最大的支持。当然,仅靠政府和学校的支持是不够的,企业应发挥高校本身雄厚的资源和技术优势,以管理为手段,以服务为中心,努力克服各种困难,积极自我发展,探索一条高效物业管理的新出路。 
(作者单位河南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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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对当前我国房地产金融政策与法规的思考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房地产业也在逐步的发展着,而且速度快的惊人。近几年来,我国房地产的发展可以说是我国各行各业中没有办法比拟的。但是正因为发地产业发展的如此迅猛,这其中必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如何积极有效的引导调控房地产,成为了我国现阶段一个焦点问题。房地产金融政策和法规一方面,在我国的资源配置这一部分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们铸就了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本文就从房地产金融政策和法规的角度,探讨一下房地产业的发展。 
  关键词房地产金融;政策;金融法规 
  房地产事业以迅猛的走势发展起来,很多做房地产的在2年初的时候都发家致富了。但是因为我国发地产事业发展的如此之快,从而出现了很多问题。这就需我们在房地产开发,以及房地产金融上面加大力度。为我国房地产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房地产金融政策与法规存在的弊端 
  目前来看,因为房地产的迅猛崛起,造就了很多商品房剩余率急剧上升,房价的上涨幅度也非常的迅速,对于一些房价比较低廉的房子简直就是供不应求。而且很多其中的二手房地产主,在其中做手脚,导致违法违规的现象的发生。土地炒作的现象更是有增无减。就目前这些问题来看,无一个不是和政策无关的。这种现象的存在就是因为政策实施的不到位,政策监督的不严厉而造成的。我们从供求关系上来讲,无论是价格、数量还是说结构上面都存在着问题。2年的时候,党中央面对房地产这种现象,下达了大量的文件。其中主针对两个问题做出了批示,第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中央金融政策执行的时候“扭曲”。因为房地产经济政策服务于地方经济,然而金融政策是由中央银行直属制定的,这就导致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经济利益方面主观上一致,客观方面就显得不是那么统一了。如果说中央金融政策对地方房地产无利有弊,那么地方房地产也就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就造成了中央金融政策的在执行的这一过程中变形。 
  121号文件的出台,被主观利益方排斥和抵制,其中就包括了商业性银行、地方政府还有开发商。我们首先从开发商的角度来说,121号文件中白纸黑字写的很清楚,主是规定了房地产企业申请的贷款,只能通过房地产贷款科目这一个渠道发放,不允许以房地产开发流动资金贷款或者说其他形式贷款科目发放,对不是房地产科目发放的房地产贷款,均按照只收不放去处理。而且规定了在房地产企业贷款的时候,房地产企业的原有资金,必须是整个所需资金的百分之三十,这就对开放商自身的融资带来了一定的威胁,也就导致了开放商的抵制。其次我们应该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分析,地方政府之所以抵制和规避,大抵是是因为两方面造成的。一个就是说121文件一旦实施成功,必然会对房地产的投资有一定的影响,房地产的投资一旦下降了,那么房地产对地方经济的增长率也就是无稽之谈了。第二点就是说121文件的实施,对土地储备贷款的进行了严格的控制,这就大大增加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资产经营的风险以及成本。然而从商业银行角度来讲,对于房地产这一方面的竞争是存在着很大利润的,121文件的出台对商业银行房地产放贷的利润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所以说因为121文件房地产开发商、地方政府、还有商业银行带来的这些弊端,在房地产开放商和银行还有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之下,121文件出台所给出的那些措施,也就得不到所想的效果了。其实121文件出台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抵制房地长过热而导致房价过高的这种现象,为了化解房地产的金融风险,为了让房地产经济可持续发展。但是因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利益目标是不同的,所以就导致了政策实施的艰难性。 
  就目前我国发展来看,无论是国营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给员工交住房公积金,这就造成了住房公积金出现了大量问题的现象。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首先说的就是想将住房公积金统一起来,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现象,尤其是现在很多私营企业员工留走现象非常普遍,企业欠交、停交或者说是缓交。第二点就是说我国的管理机构非常不明确,因为不同的城市在管理方面迥异不同,还因为在管理上面不明确,就导致了财务部门只负责核定还有划转、基金部分负责安排还有使用、然而金融部门却是负责存贷业务,这就造成了各个部门之间协调不均衡,造成了责任还有矛盾的混乱。在资金运作管理力度上面也存在着很多弊端,专款专用原则落实的不明确,管理的不完善,从而导致了挪用和占用的现象普遍。在基金的使用方面也存在着很多弊端,比如说基金使用率比较低,使用方向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很多时候会出现这种现象就是说,对购房这种现象不够重视,然而对于建房这方面却重视的很,对于放贷审批的条件也是非常优越的。最后说的就是对于在法律上面,执行的力度还是不够的。在我国金融方面存在着金融过度支持的现象,导致金融过度支持的现象普遍存在是什么造成的。虽然说目前在理论界对于出现的这种现象是非常肯定,但是对于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还不是很肯定。笔者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虽然是很多,但是最基本的因素还是说金融体制和利益的驱动。我们首先从金融体制的角度上来分析这个问题,在这里面担当主角色,还应该是证劵市场和银行部门这一方面。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占银行总资产的四分之三,然而到23年6月的时候,国有银行的存款,还有贷款比例都非常的高。是我国经济建设资金的首供应者。在贷款方面,大中型的国有企业贷款是很方便的,但是像中小型的私人企业贷款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完全可以从国有资产账户中看出,房地产贷款均属于优良资产。以上的种种例子足以论证金融过度支持这一现象。 
  我们还应该从金融法律法规方面着手,这里所出现的弊端可以从五方面说起。第一、目前我国房地产金融法律法规非常不健全。严重的落后于房地产经济活动还有房地产金融业务方面颁布的法律法规。第二、房地产金融法律法规在协调性方面有缺失,甚至出现过抵触这种现象。第三、现阶段我国所颁布的金融法律法规当中,法律的层次较低,实施力度较差。大多数的法律法规都是由国务院下属部门颁发的。第四、房地产金融法律法规与世贸规则的相互冲突,具体表现在国内和外资在华的金融机构,所享受的法律待遇不同。尤其是在业务范围、市场准入、税收等方面。第五、我国金融立法的透明度不是很高。
  二、浅析中国房地产金融政策和法规的改善 
  房地产金融领域的所有问题均可以通过,完善房地产金融法规解决。首先我们应该从对完善房地产金融法规出的建议说起。1、将房地产金融法规与世贸规则廉洁程度加强。2、重视金融法规和其他条令的协调。3、高房地产和房地产金融法规的法律层次。4、加快《消费信贷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出台。5、对房地产金融法规的实施和监督加以完善。 
  其次应该从对房地产金融政策给出的建议来考虑,1、中央应该将规范调控房地产金融业务发展,与重视“地区差异”和“政策效果”同时重视起来。121号文件最终的目的就是,把商业银行出现的违规操作现象、房地产信贷资产占商业银行总贷款规模的比例较高现象、等进行规范与调整。因为121文件的出台,加大了银监会的检查力度。笔者根据有关资料了解到,房地产信贷已经成为银行贷款比例过高的重点。与此同时,祸不单行,我国的消费品和生产品价格都在上涨,为了避免再一次的通货膨胀问题的出现,央行高了商业银行的法定的准备金率,不仅将信贷规模进行收缩,而且还控制了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这一政策的出台直接遏制了贷款比例上升的现象。央行可以将具体的条款规定交给各地区的商业银行处理,这样不仅可以保障中行的统一性,也对房地产市场的地区差异有所帮助。我们不仅仅应该加大银行的管理制度,而且还应该有效地利用储蓄存款,银行既放贷,又防范和规避风险。 
  2、我国的房地产金融政策应该和住房保障政策相协调,从根本上解决住房供求的问题,避免局部过热的现象产生。我们不仅仅应该在高档商品房、别墅、商业上面加大力度发展,而且最重的还应该从居民住房的角度考虑。我国的房地产金融保障政策,只有和住房保障政策、相结合,住房的供求结构问题才能得以改善。 
  3、我们应该遏制金融过度支持的问题,这就需我们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它不仅可以摆脱政府过度干预,而且还可以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运作和管理,特别是科学、合理的决策制度和体制的建立,从而能够有效的避免金融过度支持这种现象。 
  4、应该在体制、机制还有产品以及服务上面,加快房地产金融的政策,以期高金融资产在运行时候的质量和效率问题,进一步地位我国的住房投资者和建房投资者有效地服务。据有关资料记载,我国的房地产金融机制,远远的落后于房地产发展的需求。我们应该避免房地产项目开发集结资金的单一性和集中性,不仅仅应该只是来源于银行,应该拓更多的渠道,最大限度的利用社会资金,解决房地产企业资金短缺的这种现象。 
  5、应该建立住房公积金的明确使用规定,从来源、使用方向、性质、使用原则等等方面采取一定的措施和手段,通过法律制定一系列的规章条例。已解决上诉文章中所出现的问题。 
  6、完善个人住房贷款担保制度和体系,应该在住房置业担保机构上加大监管力度并,且规范担保行为。鼓励为收入不是很高的家庭供住房贷款担保。然而对没有担保能力或者说是担保行为不是很规范的机构应该,尽量的整改或者清除。加强房地产金融出现的危机和防范工作。在商业银行上面不仅仅应该只是防范信贷风险,还应该防范消费信贷风险。商业银行不仅防范来自开发信贷方面的风险,同时重视消费信贷方面的风险。 
  三、房地产金融政策法规完善的加强措施 
  首先我们应该加大力度完善资本市场体系和素市场体系。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说明一下上述问题。首先搞好城镇住房改革的各项措施,其次应该完善住房补贴基金的来源渠道。我们还需搞好住房的二手市场,简化住房办证和交易的手续。我们还应该在市场服务上面建立一个完善的体系。规范各种遗留的问题,切实的为人民服务。我们还应该发挥政府在监督、保障调控方面的积极作用。并且稳定的去推进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工作。 
  结语 
  总之,我国房地产金融政策以及法规方面还存在着很多弊端。我们应该加大力度去切实的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以更好的服务于我国的房地产事业,让我国的房地产事业更加能够得到稳步的高和发展。我国还应该在法律法规方面切实的落实到房地产事业当中,不至于让某些不法分子在这方面钻空子,让我国的房地产事业健康稳步平稳的发展起来。 
  参考文献 
  1陆军.开放条件下的中国金融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J.国际金融研究,22.12. 
  2朱雨可,李蕴.美国房地产金融机制的启示J.中国房地产金融,23.2. 
  3吴玉珍.对于房地产泡沫经济的探讨N.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5.2.25. 
  4徐莲.我国房地产泡沫产生原因的文献综述J.科技信息,27.(7).2. 
  孙芙蓉(1985-),女,四川南充人,四川工业管理职业学院建筑工程系,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主从事房地产金融与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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